曹彤
目前,全球對2008年因次貸危機引發(fā)的金融危機的成因,并未形成一致答案,而對危機累積的微觀成因有所共識,全球推動的監(jiān)管改革也著重在微觀層面。
但我們必須要看到,如果國際貨幣體系不改變,貨幣創(chuàng)造的機理不改變,就無法約束貨幣創(chuàng)造,就無法約束虛擬經濟進一步膨脹,也就無法阻止超額金融資本的逐利沖動,也就仍然無法預防和控制下一次金融危機的發(fā)生。
目前,美聯(lián)儲正在推動的新一輪定量寬松政策,只會加速下一輪金融危機更快到來。
未深刻反思當今貨幣體系內在缺陷
危機本源到底是什么?
目前市場對危機累積的微觀成因有所共識:如對次貸申請人還貸能力的忽視、對次貸衍生品交易的不透明性、對金融機構高風險杠桿的監(jiān)管缺失等;對危機傳導的機理有所共識:如各金融機構在交易賬戶中持有了共同風險敞口(MBS、CDS、CDO等),導致風險迅速傳遞,并共同面對流動性危機等。
但是,對金融危機的本質原因,市場并未有深刻的反思和共識。我們必須要看到,本次金融危機爆發(fā)的本質原因,在于當今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安祭最D森林”體系(雙掛鉤)廢除后,國際貨幣體系進入完全紙幣時代,貨幣發(fā)行不再有“錨”來約束。呈現(xiàn)如下三個特點:
第一,各國貨幣發(fā)行多少完全憑各自政府和央行的主觀判斷。從現(xiàn)實操作來看,各國大多參照通脹率作為貨幣發(fā)行量的依據。然而,貨幣創(chuàng)造出來后并不必然與當期物價指數(shù)一一對應,相當部分沉淀下來,暫時脫離資金的投資——消費循環(huán),如果貨幣當局不予超發(fā)貨幣,就可能導致流通中貨幣不足,產生通貨緊縮的假象。但事實上,這些沉淀下來的貨幣并未消失,隨時可能形成現(xiàn)實購買力,當沉淀量達到一定數(shù)量級后,一旦有外界合適的誘因,必然爆發(fā)金融危機。
第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fā)展,各國又都參與了全球貨幣的創(chuàng)造。美元因其特殊地位,成為事實上的全球(紙幣)本位幣,各國出口商品最后都變成美元的累積,即所謂的美元外匯儲備。因而,美元貨幣約束就成為全球貨幣供給是否失控的根本?蓢@的是,美國恰是此種貨幣體系的最大受益者,美元的發(fā)行不僅不必考慮全球的真實需求(發(fā)行美元購買他國商品、供本國人民消費,何樂而不為),甚至不用過多地考慮美國自身的通脹水平(大量美元沉淀在海外持有人手中,并不立即沖擊美國本土居民消費市場),其對貨幣發(fā)行的道德約束是排在獲得本國利益之后的,這就導致美元貨幣創(chuàng)造迅速膨脹。
第三,浮動匯率和外匯自由交易機制,使得前兩個方面的貨幣創(chuàng)造又循環(huán)派生。某國貨幣過多創(chuàng)造出來后(如日元超發(fā)部分),通過外匯交易市場可自由兌換成美元(或其他自由兌換貨幣,如歐元),形成美元(或歐元)的超量投放,反之亦然。在這種國際貨幣體系中,貨幣疊加積累,形成超量供給就是一種必然。這也是為什么當今世界虛擬經濟迅速膨脹、遠超過實體經濟的真實貨幣需求,卻依然在自我加速、自我創(chuàng)造的本質原因。
超量貨幣創(chuàng)造出來以后,就要逐利。而實體經濟提供的可供虛擬經濟分配的剩余價值又相對有限,其結果必然是虛擬經濟自我創(chuàng)造交易產品和交易機制,自我進行虛擬價值創(chuàng)造。
我們今天在全球范圍內反思,為禍作亂的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擔保債務憑證(CDO)、信用違約掉期(CDS)等是怎么產生的?我們至今仍把它們歸結為金融家的貪婪、監(jiān)管機構的缺失、交易杠桿過高、交易機制不透明等。但是,很少有人思考,如此海量的貨幣供給,如果不發(fā)起和參與虛擬金融交易,它們會去向何方?
這些資金是次貸產品反復打包銷售的購買者,也是次貸產品反復打包加工成新產品的創(chuàng)新者,它們在愉快地進行著左右手互搏的游戲,樂此不疲,卻又注定自甘沉迷、難以自拔。直至有一天,危機出現(xiàn),它們便集體出逃,僥幸成功出逃者,便立即尋找下一個戰(zhàn)場,醞釀下一個自我交易的游戲。
針對本次金融危機,全球進行了深刻反省,并推動著一系列制度創(chuàng)新,諸如巴塞爾新資本協(xié)議(三)、美國多德-弗蘭克法案、IMF和世界銀行投票權改革、銀行稅、逆周期撥備等,但所有這些都圍繞著微觀金融機構的約束、監(jiān)管,微觀金融風險的產生、傳遞展開,都假定金融主體是可以理性和可以約束的,都假定監(jiān)管機構是中性的和可以超然于資本力量之上的。
盡管我們必須承認,這些努力是非常有價值的,對于緩解金融危機是會有幫助的,但是我們也必須要看到,如果國際貨幣體系不改變,貨幣創(chuàng)造的機理不改變,就無法約束貨幣創(chuàng)造,無法約束虛擬經濟的進一步膨脹,無法阻止超額金融資本的逐利沖動,也就仍然無法預防和控制下一次金融危機的發(fā)生。
救助行為成危機推手
事實上,本次對金融危機的救助行為,恰恰在加強下一輪金融危機的勢能。美國率先祭出“量化寬松”這一嚴重違反金融公理和常識的手段,悍然以基礎貨幣(超能貨幣)來隨意購買“有毒資產”、企業(yè)債券、企業(yè)股權、政府債券,全然沒有任何顧及和約束。究其原因,有應對危機、救急的原因,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印鈔票,其后果是由全球而不是美國自身來承擔。
緊隨其后的歐洲和日本,也是同等道理,因為它們的貨幣也在全球儲備貨幣中占有份額,它們的浮動匯率、自由交易的貨幣機制,使得其超量貨幣供給可以向全球范圍輸出,而不必(暫時)自吞苦果。如果一個國家的貨幣無法走出國境、超量派生的貨幣都反映為本國通貨膨脹,政府的決策絕不會如此輕率,也不會如此不合經濟學基本常識。
現(xiàn)在,在美國經濟企穩(wěn)、宣布度過危機的情況下,竟然又準備重啟“量化寬松”政策,可見這是對最后道德底線的完全放棄。如果說2008年啟動,還可解釋為救急,那么現(xiàn)在啟動,則完全是為了引導市場對美元貶值的預期。
無疑,“量化寬松”政策所推動的美元貶值,已經是以鄰為壑,挑起全球“貨幣戰(zhàn)爭”,而“量化寬松”政策本身所產生的基礎貨幣的超額投放,又必然加速全球貨幣供給,增加下一輪全球金融危機的勢能。
原本是救助危機的手段,竟然成了助長危機的推手,這是現(xiàn)有的國際貨幣體系使然。
11月即將在韓國召開G20會議,此次會議目前有一個特征——似乎并沒有主題,全球在穩(wěn)定金融秩序、防范系統(tǒng)性風險方面已經失去方向和目標,目前迫切需要一種成體系的建議來凝聚各國的智慧,找到突破點。
有鑒于此,筆者認為,首先,G20會議應該呼吁,“量化寬松”政策應堅決退出。該政策直接導致貨幣毫無控制、放棄最基本的金融常識的超發(fā)。
其次,G20會議應該對全球貨幣體系的重構指明方向。穩(wěn)定國際貨幣金融秩序、防范系統(tǒng)性風險,有賴于全球范圍內控制貨幣發(fā)行量,并逐步重構新的國際貨幣體系。新的國際貨幣體系,應該確立各主權國家共同參照的貨幣發(fā)行原則。
(作者系中信銀行副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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