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遺癥二：道德風險在危機救助中膨脹

　　“是否干預資產價格是個世界性難題。”管濤說，“非對稱性干預已經埋下道德風險隱患，救助個案與防系統(tǒng)性風險存在兩難，政府救助與市場優(yōu)勝劣汰的沖突進一步加劇，而與一些市場激勵約束機制的矛盾也被激化，比如AIG獎金事件。”

　　后遺癥三：逃不脫美元本位的魔咒

　　管濤認為，逃不脫美元本位的魔咒是最大的后遺癥。美元發(fā)行依靠的是信用，信用本位是國際貨幣體系不平等的根源，美元泛濫成為影響國際貨幣體系穩(wěn)定的“堰塞湖”，“但美元主導地位短期內難被取代�！�

　　后遺癥四：可能誘發(fā)下次經濟過熱

　　管濤認為，上次通脹埋下了此次危機的隱患，格林斯潘曾為美國帶來了較長期的高增長低通脹，但也有越來越多的人質疑，正是他長期的低利率政策等刺激了負債；而這一輪經濟刺激則可能是下次經濟過熱的誘因。

　　雖然美國表示一旦出現(xiàn)通脹跡象就會及時改變貨幣政策，但管濤認為很難，因為宏觀經濟是趨勢性反轉還是階段性的反彈很難把握，政策快速調整也有很大的難度。

　　對此，管濤提出了應對策略：注意政策的長短期結合；注重發(fā)揮市場的調節(jié)作用，救助不能助長道德風險；以及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周裕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