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來，國企高管巨額薪酬問題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從去年爆出中國平安掌門人年薪6000多萬元的消息，到國泰君安證券“人均百萬年薪”的傳聞，人們對企業(yè)高管尤其是國企高管“天價”薪酬頗多質疑和抨擊，對國企高管“限薪”的討論也越來越熱烈。

　　國企高管薪酬畸高與國情不符

　　不少讀者來信指出，國企高管依托壟斷資源和行政賦予的權力從事國有資產(企業(yè))管理而獲取巨額薪酬，從本質上講與瓜分國有資產無異。就像安徽讀者童克震所言：國有企業(yè)固然為國家創(chuàng)造了財富，但其資金、技術、管理、壟斷等優(yōu)勢地位，都是靠國家政策傾斜和保護換來的，并非國企高管自身所能及。而國企高管年薪動輒幾十萬甚至上千萬，如此瘋狂地瓜分國有資產，盲目套取國外私有企業(yè)薪金模式，是完全不符合國情的。私人企業(yè)管理層人人擔負企業(yè)風險，其薪責是對等的。而我國國企高管屬國家人力資源配置，享有國家政策性保護和壟斷地位，許多企業(yè)不必承擔市場激烈競爭的風險，高管也少有被炒的風險，薪責根本不對等。

　　鄭家俠讀者認為，國企高管坐的是國家的“交椅”，享受的是國家的“保險”，其職位往往是一紙行政命令決定的。與此同時，對國企管理層也缺乏科學合理的考核機制，公司業(yè)績究竟有多少可以歸功于管理層的市場開拓、技術創(chuàng)新，有多少得益于壟斷地位帶來的制度性收益，目前尚缺乏一個相對完備、有說服力的考核體系。

　　正如安徽讀者楊金溪所指出的那樣，國際石油價格跌至每桶30多美元時，國內兩大石油巨頭的價格卻長期不與國際接軌，每天狂賺數(shù)億元，由此產生的巨額利潤，只能說是得益于國家政策的支持，與其高管的作用又有多大關聯(lián)？因此，這些企業(yè)高管獲取巨額年薪，對企業(yè)員工來說是不公平的，更是有失社會公平。

　　湖北讀者葉雷表示：在我國，國企高管同時又是“高官”，他們的薪酬設計缺乏科學的評估機制，也沒有相應的監(jiān)督機制，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的薪酬是自己確定的，責權利沒有明晰。因此，正在制定的國企高管薪酬的總規(guī)范，主要任務不是限制薪水，而是明晰國企高管的身份和責權利，制定一套科學的國企高管薪酬決策機制和監(jiān)督機制，完善國企高管的薪酬結構。

　　“限薪”要有合理依據(jù)并體現(xiàn)社會公平

　　國企高管的“天價”年薪與國民基本收入的巨大差別，人為地加劇了本就日益明顯的貧富差距。由社會分配失衡所引發(fā)的公眾不滿情緒愈演愈烈，顯然不是政府實施國企改革的初衷。

　　于是，“限薪令”應運而生。財政部出臺了《金融類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yè)負責人薪酬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其中明確規(guī)定：國有金融企業(yè)負責人最高年薪為280萬元人民幣，且該薪酬為稅前收入。此后，又有全國政協(xié)委員認為280萬元的上限顯得過高，脫離國情和民眾意愿，應適當降低，因此建議國企高管年薪應限100萬人民幣。

　　有讀者指出，280萬元也好，100萬元也好，從中根本看不到任何數(shù)據(jù)的支撐、相關調查的支持，有的只是一種定性的判斷，卻得出一個“量”的結果。應該探討的是：當初財政部制定此辦法時，所依據(jù)的基本數(shù)據(jù)、基本年薪分配系數(shù)，以及績效年薪的控制倍數(shù)等，其科學性、合理性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