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制定，一項旨在進一步規(guī)范所有國有企業(yè)負責人薪酬問題的政策文件已基本完成，現處于征求相關部委意見階段。該文件特別將國有金融企業(yè)納入管理范圍，近日財政部下發(fā)的《金融類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yè)負責人薪酬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即是該文件的一個重要部分。消息人士向記者透露，文件最終可能以國務院名義下發(fā)，如果進展順利，有望在兩個月內出臺。

　　金融國企高管享有天價酬薪，這是近來社會高度關注、廣泛熱議的一個尖銳話題。之所以尖銳，是公眾對金融國企高管享有天價酬薪不斷予以口誅筆伐，但是金融國企高管的天價酬薪仍難以撼動，甚至一些金融國企高管還有“一萬個”理由，為自己天價酬薪的合理性進行“辨證”。

　　金融國企高管享受天價酬薪，在當前國內經濟整體處于波動的情勢下，在收入、分配結構尚不完善的情況下，于情、于理、于法都說不過去。從“情”上看，我國經濟發(fā)展仍存在一些不穩(wěn)定性，整體的經濟效益增長也在受到一定的制約，一些大學生畢業(yè)后連工作都沒有著落，對工資不敢奢求，大量基礎人員年收入不足5萬元，而我們的金融國企高管卻能夠領取、百萬元、千萬元酬薪，顯然脫離了實際，脫離了我們的國情。

　　從“理”上看，金融國企并非高管們的“私有財產”，他們不過是金融國企的“職業(yè)經理人”，有何資格享受如此高額的天價酬薪？況且，目前我們的一些金融、國企單位經濟效益并不是很好，而高管們的酬薪卻絲毫不受影響，顯然違背了基本的市場規(guī)律和分配法則。

　　從“法”上看，市場中任何經營、分配，都是以公平為基礎。國家雖然未對金融國企酬薪作出明確的法律規(guī)定，但是卻賦予了金融國企高管們的法律責任，即作為高管要對企業(yè)的前途命運負責，對國家、對社會、對廣大員工負責。一些國有企業(yè)經營狀況并不好，但一些高管并不承擔經營風險，反而依然領取高酬薪，顯然背離了法律的基本要求。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我們的金融國企高管，雖然屬于市場化經營的決策者和管理者，但是絕大多數的金融國企高管，其身份首先是“國家公職人員”，而非社會聘用人員。比如，有的擁有國家公務員的職級，有的屬于國家高級職員，且他們出任金融國企高管也并非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而大多屬于國家“委派”。既然是國家委派的公職人員，就應當以國家公職人員的身份，領取科學合理的酬薪，而不是無邊無際的自主定價的高酬薪。

　　目前來看，對金融國企高管天價酬薪難以制約的難點在于法律上的不健全，管控金融國企高管酬薪處于“無法可依”的狀態(tài)。國家有關部門出臺《金融類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yè)負責人薪酬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金融國企高管的天價酬薪，但是政策性的規(guī)定，難免會缺少一些現實可操作性，也就是說難有法律上的約束力，在政策面前，一些金融國企高管仍會以種種理由，乃至用“打擦邊球”的手段，為自己謀取更高的利益，脫離管控的范圍。

　　金融國企高管天價酬薪，不僅有悖社會分配上的公開、公平和公正，而且亦有“瓜分”國有資產之嫌。對于金融國企高管酬薪，首先要建立基本的酬薪制度，規(guī)范高管的基礎酬薪；其次需要建立激勵機制，根據金融國企高管對國家、對企業(yè)、對社會的貢獻大小，實施國家層面的動態(tài)獎勵。比如可以設立金融國企高管特殊貢獻獎，哪怕是重獎500萬元，也獎得公眾心服口服。如果金融國企高管們并未對國家、對社會、對企業(yè)作出杰出貢獻，反而心安理得領取高酬薪，就有損高管的社會形象。

　　因此，筆者以為，金融國企高管酬薪當納入法制化管理軌道。正如中國人民大學人力資源教研室主任文躍然所言：最好的辦法是能夠通過立法將管控辦法固定下來。筆者期望，管控金融國企高管酬薪能夠盡快上升到法律層面，實施依法管控。只有用法律手段監(jiān)督制約金融國企高管酬薪，才能讓金融國企高管們不再成為游離于公眾視野及法律之外的特殊群體。(唐衛(wèi)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