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文壇》立足中國當代文學六十年發(fā)展歷程，提煉出“文壇典型人物”概念，作為一種文學史視角引入當代文學史考察。書中書寫了丁玲、周揚、胡風、老舍、趙樹理、夏衍等十一位當代文學“典型人物”，既有作家詩人、理論批評家，也有文壇領導，具有廣泛代表性。作者的解讀透徹新穎，富于創(chuàng)見。本文在摘選時有大幅刪節(jié)，標題為編者所加。

　　1949年后，

　　其聲望“如日中天”

　　在鐵凝這一代女作家——包括王安憶以及更早的張潔等——之前，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當中，實際上只有一個女人曾經做到跟男人在文壇分庭抗禮，只有一個女人一度從風頭上蓋過了男人。這唯一的女人，就是丁玲。

　　延安時期，論創(chuàng)作的藝術質地，論作為作家在文藝界的影響和分量，她恐怕都是實際上的第一人，而且不僅僅是作為“女”作家。到1949年后，共和國文學最初的五六年，她的聲望倘不用“如日中天”，則不足形容。

　　1953年，東德派作家代表團來華，到丁玲領導的文學講習所訪問。講習所秘書長田間為此懸掛了四位中國作家相片，這四個人是：魯迅、郭沫若、茅盾、丁玲。魯郭茅之后緊跟著就是丁玲，別人看了無法不觸目驚心。

　　翌年，周揚為團長，丁玲、老舍為團員組成中國作家代表團，到蘇聯出席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其間他們去蘇聯文學館參觀，看見館內也懸掛了四位中國作家照片，也是魯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同樣的照片，同樣的排列，出現在文講所跟出現在蘇聯文學館，含義和分量差得太遠。這一回，仿佛不容辯駁地具有“公認”性質——國際的公認。

　　再細細品味一下，四人當中，魯郭茅基本或主要是作為“五四”那時代的新文學代表人物，走出“五四”的之后的文學新階段，受“國際公認”的作家實際上只有丁玲一個人。對此，兩位同行者的內心感受可想而知。這真是難堪到無法表達的滋味。

　　1955年以前，丁玲所給予別人的，常常就是這種滋味，它為后來發(fā)生的一切蓄足了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