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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生梁，何生金？

　　“瑜亮相爭”，不是梁、金之間為爭江湖第一而一決高下的相爭，而是在時代和政治環(huán)境的變幻中，身不由己地被裹挾進相爭的舞臺的

　　文/徐慶全

　　如同說到金庸必然會提到梁羽生一樣，說梁羽生，也必然離不開金庸。原因無他，蓋因兩人承前啟后，同為“新派武俠小說”奠定了基礎。用梁羽生在上個世紀60年代化名“佟碩之”的文章所說：“開風氣也，梁羽生，發(fā)揚光大者，金庸。”

　　兩人寫了10年后，在香港和東南亞一帶均名聲大振。武俠世界歷來講究“文無第一，武無第二”，講究個江湖一統(tǒng)。現(xiàn)在，江湖上居然出現(xiàn)了兩個“高手”，有論者便將二人比作周瑜和諸葛亮。三國是大“江湖”，有瑜亮相爭之說；武俠世界雖小，也是“江湖”，梁、金二人相爭之論鵲起。

　　梁、金二人有無“瑜亮相爭”？肯定有！但何時相爭？因何而爭？

　　論者多認為，相爭的緣起，是1966年的“佟碩之”公案。但以筆者愚見，所謂“佟碩之”公案，為附會臆測，兩人相爭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時代的裹挾。

　　“佟碩之”：縱論梁、金小說特色

　　1966年，當年作為梁羽生“新派武俠小說”推手的羅孚，又辦一本新刊物：《海光文藝》。既然“新派武俠小說”大行其道，在創(chuàng)刊號上推出一篇縱論梁、金小說特色的文章，自然會有先聲奪人的效果。羅孚本人寫不了，就又把梁羽生推出來，讓他自己寫。梁卻不過老友的面子，應承下來，但條件是，自己只是為羅捉刀，羅應當保守秘密——從羅孚直到1988年在署名“柳蘇”的《俠影下的梁羽生》一文(《讀書》第2期)，才說出真正的執(zhí)筆者即梁羽生本人來看，梁、羅之間似應有這樣的約定。梁成文《金庸梁羽生合論》，以“佟碩之”的筆名連載刊出。

　　該文開篇便說：“近十年來港臺東南亞各地武俠小說大興，開風氣者梁羽生，發(fā)揚光大者金庸”。在肯定自己開風氣之先后，也不忘夸贊金庸：“若按‘出道’的先后來說，應是先梁后金，但‘梁金’讀來不如‘金梁’之順口�！�金梁’二字，還有個巧合之處，是近代一個名人的名字，清代最末一科的進士，清史稿的‘校列總閱’。以金庸梁羽生合稱‘金梁’，頗為有趣，因此我也就順筆寫為‘金梁’了。姑且委屈梁羽生一些，卻絕非有意抑梁抬金，請梁迷不要誤會�！笨雌饋硎遣蹇拼蛘�，但實則既肯定自己的地位，又照顧金庸的情緒，可謂用心良苦。

　　比較自己和金庸的作品優(yōu)劣，梁也持平公允。在情節(jié)安排上，梁認為自己輸金一籌，“梁羽生對情節(jié)的安排，就遠不及金庸之變化多樣了。金庸小說情節(jié)往往出人意料，梁羽生則往往在人意料之中。”但“金庸是有點犯了為情節(jié)而情節(jié)的毛病”，而自己在寫愛情上比金庸要變化多樣。

　　梁羽生自認在詩詞的運用上、史實的把握上，均勝金庸一籌碼。他指出金庸小說最鬧笑話的是在《射雕英雄傳》中讓“宋代才女唱了元曲”，指的是小說中黃蓉與“漁樵耕讀”的樵夫對唱《山坡羊》的曲子，三首《山坡羊》其實都是元代張養(yǎng)浩的。

　　既然是“佟碩之”——“同說之”，長袖善舞的羅孚，隨后又動員金庸寫文章予以回應。金庸仿佛對此興趣不大，在羅孚的催促下，才寫成2000多字短文作為回應。這就是刊發(fā)在《海光文藝》第4期上的《一個“講故事人”的自白》。金庸有些息事寧人地說，自己寫武俠小說，只是報以“武俠只是一種娛樂”的態(tài)度，何必如此較真？而對梁的小說，金也只是指出其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的缺陷：“小說本身雖然不可避免的會表達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用人物、故事、背景去遷就某種思想和政策�！�

　　“瑜亮相爭”緣起倪匡？

　　梁、金為“武林同道”，“同說之”的文章自然切中各自軟肋，但文章平和，還不失公允，從中看不出一點所謂“瑜亮相爭”的痕跡�？墒�，為何“江湖”上卻因此演繹成一段“瑜亮相爭”的公案呢？

　　想來原因有二：一是作家倪匡的文章，坐實了這一說法。倪匡是小說《衛(wèi)斯理》的作者，既是金庸的好友，又是他的絕對“粉絲”，在香港一直致力于“金學”的研究。據(jù)報道說，1995年，倪匡在《明報》上發(fā)文章，提到了一本剛出版的《金庸傳》，批評作者總是把金庸和梁羽生相提并論，并翻出“佟碩之”那段公案。他斷言：“這是懂武俠小說者的笑柄，有一篇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論》，那是梁自己化了名寫的，目的是拉金庸替自己增光，行為如此，是高是卑，自有公論。只要看是不是把梁的武俠小說和金的相提并論，就可以知道這個人對武俠小說的功力是否深，萬試萬靈，金庸與梁羽生不能合論，絕不能。”

　　對倪匡這個斷語，盡管梁、金二人誰都沒有表態(tài)，但倪匡作為金庸的好友這樣說，就不免要引起“江湖風聲”了。

　　二是，梁羽生的式微和金庸的蜂起，使“江湖”上“各路英豪”更傾向于相信有“瑜亮相爭”之說。

　　梁、金二人以武俠小說暴得大名后，兩人人生軌跡不同。梁以名士自居，一直在《大公報》工作，以“撰述員”的頭銜寫武俠，寫評論。1959年，金庸則單立門戶，創(chuàng)辦《明報》，并繼續(xù)武俠小說的寫作。

　　在60年代至70年代末的香港，雖然論者都認為，梁、金二人雖分道，但武俠小說難分伯仲，可若細細地論數(shù)起來，梁的風頭顯然高于金。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梁的多部小說均被改編成電影或電視劇，而金則稍次之。而且，就作品進入大陸的時間來說，也是梁先金后。金的作品自80年代中期之后才逐漸火起來，到了90年代至21世紀后，由于電視劇的介入，金的風頭更盛，而梁則逐漸被邊緣化了。

　　這種情勢，在梁迷看來，多有不公；而在有些研究者看來，雖然也有人從兩人作品的特質進行過分析，但要追溯二人的關系，大致都要翻出“佟碩之”那段公案，以佐證“瑜亮相爭”之說。及至梁謝世后，這種說法更愈演愈烈。

　　“瑜亮相爭”的真實背景

　　筆者雖同意“瑜亮相爭”的說法，但認為，這種相爭與“佟碩之”的公案關系不大，而是當年的形勢使然。換句話說，“瑜亮相爭”，不是梁、金之間為爭江湖第一而主動一決高下的相爭，而是在時代的變幻中，身不由己地被裹挾進相爭的舞臺。

　　1959年，金庸單立門戶后創(chuàng)辦的《明報》，實際上是一份右翼報紙，而梁羽生所供職的《大公報》，則愈來愈成為左翼的報紙——該報本來就是中共領導下。而此時，受內地影響，香港左翼和右翼相爭激烈。金庸在《明報》所寫時評，大多直接抨擊內地時政，而《大公報》則當仁不讓，對《明報》予以激烈回擊。及至“文革”風起，兩家報紙已勢同水火。

　　這樣，梁、金因所屬派別問題，直接陣營分明了。甚至“佟碩之”的文章因客觀地評說了金庸，梁還遭到了上面的壓力。

　　雖然梁、金在談起往事時，均未談及兩人之間是否打過筆仗，但有論者認為，當年的“三劍客”，的確針鋒相對過。

　　所謂“三劍客”，是指梁羽生、金庸和百劍堂主(即陳凡)。在金庸“獨步江湖”之前的1956年，三人在《大公報》上合辦過一個專欄，叫“三劍樓隨筆”。三人親密無間，交替寫作，文章并結集出版了單行本，留下一段文壇佳話。金庸第一本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出版后，陳凡還曾在上面題詞：“一卷書來，十年萍散，人間事本匆匆。”到了“文革”時，竟是似成“詞讖”。

　　“文革”之風卷進港島后，《明報》在與《大公報》等左派報紙的交鋒中名聲鵲起，金庸也因此成為商政界的風云人物。昔日三劍樓的劍客們在這場交鋒中兵戎相見，陳凡成為一個堅定的左派，是毛思想的堅定捍衛(wèi)者，針對《明報》的時評，寫出大量文章予以回擊。兩人惺惺相惜的友情也告結束。

　　而處于左派陣營的梁羽生，在這種時局中卻有著金庸所沒有的優(yōu)勢。在60年代至70年代末期，梁的作品改編成電影無論在量還是質上都超過金，梁的地位和影響比金有過之而無不及。那時，香港的數(shù)家影視公司均為左派所掌握，而梁的小說又是那樣地充滿了“高大全”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因而，他的小說陸續(xù)被拍成電影和電視劇。相比之下，金庸的作品則問津者少。于是乎，本來是不分門派的武俠小說擁躉者，也因為左、右翼陣營而分化；梁、金也被推到了相爭的地步。

　　及至80年代初，雖然左、右翼陣營在逐步解構，在香港，金庸地位逐漸上升，但在內地，分野還是很明顯。梁因為一直在左翼的《大公報》工作，因而他的小說最早被引進了內地，梁并被吸收進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到北京出席四次作代會。而金庸沒有被重視。到80年代中期，左、右翼陣營逐步消隱，金庸的小說才進入內地。

　　90年代至今，由于梁早已遷居澳洲，且為人低調，更由于自己作品的使命感和教化感，而逐漸失去讀者，完全“退隱江湖”。而金庸呢，卻風頭漸健。一方面是他的作品更適合于這個時代的口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金庸雖然早已“金盆洗手”封筆，但作為報人，他深深懂得“炒作”的重要性，頻頻制造新聞效應——忽而當院長，忽而讀博士，忽而西湖論劍、華山論劍，再忽而以一元版稅鼓勵中央電視臺拍自己的作品。這些新聞，使其名聲大振，其作品也風靡內地不衰。而新武俠的開山者梁羽生，則幾乎被新生代所忘卻了。

　　梁羽生雖然遠在澳洲，但信息并不封閉，對金庸主動順應這個時代，梁的看法很特別。2006年，他在接受采訪時談到與金庸的關系說：“我們的友情是過去的，盡管不滅。他是國士，我是隱士。他奔走海峽兩岸，我為他祝賀，但我不是這塊材料。”又說：“我的想法也可以轉變。就像我說過的，‘凡說金庸者，便非金庸，是名金庸�！�因為金庸是經常變動的，有50年代的金庸，有60年代的金庸，有80年代的金庸，也有現(xiàn)在的金庸�！�

　　梁羽生的話雖然隱晦，但明眼人一看，其中大有玄機：他稱金為“國士”，又說“經常變動的”金庸，在三個年代表現(xiàn)各不相同——類似是“變色龍”的意蘊，呼之欲出了。而他說金“奔走海峽兩岸”，則更似一枚“暗器”。“海峽兩岸”者，大陸和臺灣也。人們可以理解為，金庸為自己的作品，到大陸、臺灣去作宣傳，但也可以理解為，金在“文革”期間，因抨擊中共時政而被邀訪臺灣，而80年代后則因及時轉向，受到中共幾任國家領導人的接見——“金庸是經常變動的”之佐證也。

　　很顯然，自喻“隱士”的梁羽生十分明白一個事實：在時代變幻到現(xiàn)在，梁彼時因左而衰，金此時則因左而盛。

　　梁羽生以“名士”自喻，把話講到這個份上，也算是名士做派的體現(xiàn)了。

　　“新派武俠小說”的推手羅孚，在接受采訪中也道出了“瑜亮相爭”的事實：兩人“表面還是不錯，見面客客氣氣。在我看來，梁羽生對金庸有點不服氣，但是他也不好說出來，畢竟金庸名滿天下。他并不去跟金庸相比，但實際上又在相比�！�

　　而金庸是“明星”，是“國士”，“國士”做事自然與“名士”不同。在梁謝世后，他托人送去了挽聯(lián)。聯(lián)云：

　　悼梁羽生兄逝世

　　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輩

　　亦狂亦俠亦文好朋友

　　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庸敬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