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的義與利

　　家里被學生們搜查后，“王國才”又急、又羞、又恨、又氣，從家里走出來，隨時能感受到路人的指指點點，“這是賣日本貨的朋友”。

　　他被燒掉的貨物都是從東洋號家賒來的，現(xiàn)在兩手空空，無法面對熱心為自己擔保的同學宋捷三�！爱敶嗣字樾焦穑�每天的吃用是要的，而且又擔了個賣東洋貨不愛國的惡名譽”，兩相疊加，讓他不堪重負，選擇了結束自己的生命。

　　包天笑并未把王的死歸因于抵制日貨運動，“你說‘王國才’的死，是人家害了他嗎？人家何嘗害他，也是光明磊落，一國國民到此地步應有的舉動�！�

　　蘇州這場光明磊落的舉動，在6月6日那一天，從抵制日貨升級為全城罷市。看到蘇州商會對于罷市的遲疑，蘇州全體學生在這天一次次排隊到商會請愿，商會領袖則表示要邀集各業(yè)董事會商后方能決定。

　　據(jù)《申報》報道，6月7日，學生們說，如不允8日開會議決罷市，則情愿“餓腹終夜，在此不散”。商會會長無奈同意次日開會，下午5時一律罷市。

　　8日一早，學生們便開始分隊挨戶勸說商家罷市，“凡學生所到之處，商店即相率閉門”。蘇州罷市發(fā)生時，“如有心存觀望之商店，不受學生勸告，即眾口詈之為冷血動物，非使其自悟閉門不止”。

　　然而，學生們強大的動員能力并沒有使得罷市完全實現(xiàn)。6月10日的《新聞報》報道，蘇州各商店米店、醬園、南貨店等雖在照常營業(yè)，然皆半掩其門。飯店則開門者居多數(shù)，酒店仍在暗中營業(yè)。

　　10月的《新聞報》也刊登了這樣一則報道：江蘇省一個縣的學生調查隊發(fā)現(xiàn)，一家商店里的火柴有問題，它的外包裝上印有“中華民國萬歲”的字樣，而實際上卻是日本火柴，學生們當場銷毀了這批商品。

　　為此，學生們不得不在商人動搖之際表示警告，或忠告商家“保持人格、堅持到底”；或晚間在各店板門上用粉筆大書警告文字；甚至“易服潛行”，將油印傳單數(shù)萬份塞進各商店的門縫，要求商家繼續(xù)罷市。

　　“那些洋廣貨業(yè)、轉運業(yè)、出口業(yè)以及與外國人有關的服務業(yè)等，往往會因為抵制日貨運動而遭受直接損失，反對之情不難理解。而對那些與外商競爭較激烈的行業(yè)而言，抵貨運動的另一面是國貨的發(fā)展機會。”復旦大學副教授馮筱才，傾向于用經濟學的角度解釋不同行業(yè)和地域對抵制日貨的不同態(tài)度，“運動中抵貨態(tài)度最為積極的是國貨的生產廠家，如上海、無錫、武進、南通、江陰等地，國人經營的紡織工廠較多，因此這些地方的抵貨運動便遠較蘇州、揚州、鎮(zhèn)江等地為熱烈”。

　　馮注意到，“五四”時期，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與上海厚生紗廠老板等，都表示愿意出巨款支持學生運動，而上海總商會會長虞洽卿也與上海學生多有聯(lián)絡。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老板簡照南之子簡日林，日后回憶說，“每一次發(fā)生反帝運動以后，我們的業(yè)務就蓬勃起來，也一再地把我們從危機中挽救出來。”

　　經濟學家俞寧頗在1931年指出，由于日本輸華貨品多為我國自行供應不足的日用品，如棉織品、糖、煤、紙、木、面粉、魚等，無一非我國重要之必需品，所以抵制日貨僅能限于一時熱度，而不能持久。

　　根據(jù)1933年日本研究會《抵制日貨之考察》的研究，正因為有實際的困難，所以每次抵制日貨行動結束后，中國商人均大量購進日貨。日貨銷量前后相加并不會有太大的降低。民眾的消費欲望由于短時間被壓制，突然的爆發(fā)可能會導致更大的增長。據(jù)俞寧頗統(tǒng)計，從1907年至1929年的23年中，日本對華輸出額最高的年份分別是1925年及1919年，兩年都是抵制日貨運動發(fā)生的年份。 ★

　　(本文參考了《五四運動在江蘇》《五四運動在蘇州東吳大學》《蘇州史志資料選輯》《罷市與抵貨運動中的江浙商人》《跌蕩一百年》《承繼譴責遺風的通俗社會小說》《鴛鴦蝴蝶：〈禮拜六〉派作品選》、《廣陵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