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誰才是道德飆車者？

　　文懷沙先生如不是當前最為耀眼的“國學大師”之一，誰又在乎其私德的問題，更何況其諸多行為又是對社會公德的公然蔑視。

　　在沉寂了一段時間之后，文懷沙同學再次復出，一副年少輕狂的樣子，甚是讓人佩服其心性養(yǎng)習功力之深厚。而近來，質(zhì)疑文懷沙的李輝則未免有些時運不佳，先是他所敬重的黃苗子被章詒和指責為告密者，現(xiàn)在，百家講壇如日中天的學術(shù)紅人易中天先生則直言不諱地指責李輝是“道德飆車”，以超過七十碼的時速，把不守交通規(guī)則的文懷沙撞向了“5米的高空”，并進而認為，沒有人有權(quán)力做文化判官。(據(jù)6月7日《東方早報》)。

　　不過，說句實話，易先生靠模糊邏輯加工出來的“道德飆車”論，除了振聾發(fā)聵的效果之外，似乎并無多少道理。

　　首先，易先生這個判斷的前提條件是，我們這個社會還存在井井有條的道德秩序。然而，這個前提是不成立的。近二十年以來，文壇斯文掃地，學術(shù)圈底線失守、商業(yè)倫理淪喪，皆是三歲孩童不能欺的事實。或許，更確切的說，這是一個無恥無畏者無視道德存在而橫行的時代，由是，文懷沙能夠頂著國學大師的高帽子招搖過市，由是，百家講壇能夠無視基本的學術(shù)規(guī)范，而大發(fā)其財。試問易先生，誰才是真正的道德飆車者？真正的道德飆車者恰恰是那些視道德和規(guī)則為無物的人。文懷沙一路狂飆幾十年，李輝出來質(zhì)疑一下，怎么就成了道德殺手？

　　至于易中天所認可的，何三畏所提出的“在公共空間對另一個人進行道德批判”命題(據(jù)5月28日《南方周末》)，在此也是一個假命題。這個問題以抹殺了個體身份的差異為前提。同時，對道德批判所涉及的是私德與公德領(lǐng)域概念不清。毫無疑問，在公共空間對公眾人物提出道德批判并無不妥。公眾人物身份的公眾屬性，必然意味著其個人權(quán)利向社會作出更多的讓渡。因此，其私德問題也帶有一定的公共屬性。公眾在公共空間對公眾人物的私德問題提出質(zhì)疑，也是一項基本的權(quán)利。另一方面，從公德的角度視之，無論是公眾人物還是平民百姓，如果其行為突破了公共道德的底線，那么這個事情就是公共事件，就可在公共空間對其進行道德批判。

　　所以，具體而言，文懷沙先生如不是當前最為耀眼的“國學大師”之一，誰又在乎其私德的問題，更何況其諸多行為又是對社會公德的公然蔑視。而上述所說的問題，同樣也適用于當今的文化名人易先生身上。相比，在很多問題上也是感同身受吧。

　　當然，我們必須明確的一點是，公共空間的道德批判不能成為強制性措施，否則就是道德殺人。因此，對于外界的質(zhì)疑與指責，文懷沙亦可根本不予理會，怎么做人那還是他的問題。

　　易先生最后還搬出了《圣經(jīng)》故事試圖說明，“任何人都沒有資格，也沒有權(quán)力，可以自命為‘道德警察’或者‘道德檢察官’”。其實，易先生學貫中西不會不明白，那個故事的前提條件是，只有上帝才有權(quán)力對人作出評判。按照易先生的邏輯，事情應(yīng)該按照這樣發(fā)展下去：每個人都是道德不完善的，那么每個人都無權(quán)對他人進行道德評判，那么，這個評判的權(quán)力最后交給完美的上帝好了。于是，每個人都只能對不道德的事情緘口不言，于是一個沒有信仰或者說是缺乏信仰的社會，就變成了那些無良者道德飆車的天堂。這是一個悖論。也幸好，我們這個社會既非天堂也非地獄。

　　綜合來看，易中天不過是再次站在了道德的高地上狙擊公眾的話語權(quán)力，是以個體私德缺陷為借口而抹殺個體維護公德的權(quán)利。易先生的模糊邏輯最模糊的地方就是把私德和公德混為一談，由此而喪失了起碼的是非判斷。如果，易先生是真的一時糊涂，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是有隱情，則其心可誅。我當然希望是前者。

　　□于德清(北京 媒體從業(y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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