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中國一直是個人口眾多的國家

　　林毅夫　　

　　中國和歐洲的面積大致相當，分別是960萬平方公里和1040萬平方公里，但以2004年的數據來看，中國的人口數為12.8億，歐洲則為7.3億，中國的人口總量將近是歐洲的2倍。中國的人口數量多主要是因為人口密度高，這不僅是中國的特色，也是東亞國家的特色。例如，日本的人口數量超過1億，朝鮮和韓國的人口數量之和也有8000萬，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國。

　　關于東亞地區(qū)人口數量多、人口密度高的原因有各種不同的假說。一種是文化差異說，認為中國人講究“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出于傳宗接代的需要有早婚早育的傳統(tǒng)；而且對生兒子非常在意，通常要多生幾個，因為一個兒子可能會中途夭折。這些早生多生的觀念導致中國人口眾多。另一種是宗教因素說，比如東亞的宗教都限制墮胎等。以上兩種假說是從文化和宗教的差異進行解釋的，但是它們無法解釋為什么中國東部的人口密度大于中西部的人口密度，以及為什么漢族地區(qū)的人口密度大于少數民族地區(qū)的人口密度等等。如果是宗教的因素，孟加拉國和巴基斯坦曾經是同一個國家，都信奉相同的宗教，應該有相似的人口密度。但是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字，1999年孟加拉國平均每平方公里有981個人，而巴基斯坦只有175個人，孟加拉國的人口密度是巴基斯坦的5倍，同樣宗教的國家在人口密度上會有如此大的差別。

　　我認為不同地區(qū)人口密度的差異主要與不同地區(qū)人的養(yǎng)人成本有關。養(yǎng)人成本越低的地方，通常人口密度就越高。中國的地理特征是西部高東部低，西部地區(qū)最高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到東部沿海地區(qū)海拔則在幾百米以下。這種地形條件受到太平洋季風的影響，使得中國的降雨主要集中在5月—10月。農作物的生長需要水分和溫度兩個重要條件，中國每年的5月—10月正好是“雨熱同期”，特別適合糧食尤其是高產水稻的種植。歐洲也是人類文明的發(fā)源地，但在歐洲文明起源的希臘、羅馬等地，雨季主要集中在冬春兩季，正是溫度較低的時候。降雨與高溫不同期，因此歐洲比較適合小麥與草原畜牧業(yè)的發(fā)展。不同作物的單產有很大的不同，中國1952年農作物的單產，水稻是每畝產161公斤，小麥是49公斤，玉米是90公斤，高粱是79公斤，小米是78公斤，甘薯是126公斤。水稻的單產是小麥的3倍多。

　　在中國這種適合種植水稻的地區(qū)，同樣的面積里糧食產量較多，以糧食作為計價單位來計算，養(yǎng)人成本較低，養(yǎng)人數量較多，人口密度就會較高。歐洲適合種植小麥和發(fā)展畜牧業(yè)，單位面積的糧食產量較低，以糧食作為計價單位計算，養(yǎng)人成本較高，單位面積所能供養(yǎng)的人數就較少。因此，歐洲的人口密度和總量歷來就比中國低，大約只有中國的一半。

　　同樣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雖然曾屬同一個國家，擁有同一種文化和宗教，但孟加拉國適合生產水稻，人的生存成本相對較低，所以孟加拉國的人口密度就特別高。巴基斯坦比較干旱，適合生產小麥，所以人口密度就比較低。

　　同樣的道理可以解釋中國的人口總量為什么到明朝以后突然急劇膨脹，從幾千萬快速膨脹到三四億。原因是在哥倫布發(fā)現新大陸以后，玉米和甘薯兩種新的農作物引入中國。玉米的單產比小麥高出很多，按照以上的數據，小麥的單產是49公斤，玉米是90公斤，甘薯的單產更是達到126公斤。雖然它們的單產都低于水稻，但是甘薯在幾乎任何地區(qū)都能夠生長，原來不能生產糧食的地區(qū)也能夠生產甘薯，這相當于一種技術變遷。糧食供給增加，導致糧食價格下降，人的生存成本隨之下降，所以人口就一直不斷地增長下去。中國在歷史上人口密度一直高于歐美國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氣候的溫度適合于生產畝產更高的糧食作物，單位面積里養(yǎng)人的成本低，相等面積的土地能夠養(yǎng)活更多的人，所以人口密度也就居高不下。

　　(《中國經濟專題》，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