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家炎：這場討論對純潔和改善我們的學風有好處有必要

　　本報記者 王晶晶

　　日前，就汪暉被指“抄襲”一事，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了北大哲學社會科學教授、《反抗絕望》論文答辯委員會成員嚴家炎先生。

　　中國青年報：您知道王彬彬在《南方周末》上批評汪暉《反抗絕望》這部著作的事了嗎？作為當年汪輝博士論文的答辯委員之一，您對王彬彬批評文章的看法是什么？

　　嚴家炎：汪暉博士論文《反抗絕望》的答辯，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當時給我留下的印象是，汪暉的博士論文是有學術深度的，是扎實的。論文的主體部分屬于汪暉的原創(chuàng)。那時的答辯還是很嚴肅的，很認真的，這篇論文的主體至今看來還是立得住的，確實屬于他自己的，不是抄別人的。

　　但是論文本身很長，如果作者有并未注明出處的文字，有抄襲別人的某個段落，答辯委員們在7~10天左右的緊張閱讀中，是很難發(fā)現(xiàn)的。而且當時通過的論文和后來正式出版的書，又會有所不同。現(xiàn)在王彬彬先生批評的書，是作者后來又做了不少加工、充實和豐富了的，是增補了不少材料和論述的。有些問題可能是在后來成書的過程中發(fā)生的。所以，現(xiàn)在我們只能就事論事，只能討論王彬彬先生文章中批評的一些具體內容。

　　中國青年報：您讀了王彬彬文章，總體印象是怎樣的？

　　嚴家炎：王彬彬先生對汪暉先生的批評有一定的根據(jù)，但是也有點夸張。

　　我覺得汪暉的句子有過于艱澀的毛病，這是確實的。過去讀他的論文，當時就有這種感覺。他總想把多層意思壓縮到一個長句中表述，有時顧前就顧不了后，出現(xiàn)那種不周全、不太恰當、甚至矛盾的詞語。王彬彬在這一方面的分析是比較細、有道理的，但有時也讓人感覺有點苛求。比如說這句話：“正如列文森把梁啟超的精神結構視為‘關押自己的牢籠’一樣，魯迅的主觀精神結構也是一種宛如蛛網(wǎng)的意境……”王彬彬認為這句話明顯不通，主語空缺。其實，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省略，不出現(xiàn)“我把魯迅的……”，讀者能讀懂就可以，這些地方似乎不必過多去挑剔、苛求。當然，“意境”一詞是否貼切，是可以斟酌的。

　　但是從汪暉來說，過于晦澀這種情況是有的，是他應該注意的。

　　說到第二點——王先生稱作“抄襲”或者“剽竊”的問題。我覺得王彬彬先生有些地方引出來的文字，看上去確有根據(jù)，如果是那樣，當然可以說是“抄襲”。但是也有一些地方說得好像過分了一點。

　　比如“參見”的問題，就可以討論。如果一個作者說“參見”，他在自己論述的地方加了個注，說“參見某位作者的某部著作的某章某節(jié)”，就應該算是一種交待，不能簡單地說這種“參見”還是有意的“抄襲”，這就有點走樣了。應該說這也指明了一種淵源關系。作者有時覺得自己說得比較簡單，其他著作論述比較詳細，請讀者“參見”，這是允許的。所以，所謂的“參見”可能有多種情況，經(jīng)常使用來注明出處，不能仍然說這是抄襲。像汪暉引的李澤厚的《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論》，還有引張汝倫的《意義的探究》，注明“參見”的，不能都當做剽竊來批評，不大準確。

　　但是王彬彬先生文章中摘引出來的地方，確實證明汪暉與他人有多處文字基本上相同，卻完全沒有注明出處，前后也沒有說明交待，用了一段跟別人幾乎不差幾個字的文字，你說這個部分是抄襲或變相抄襲，我覺得可以說。這類地方對汪暉的批評，我覺得是能夠成立的。

　　中國青年報：王彬彬指出的那些問題算不算硬傷？

　　嚴家炎：當然，可以算是硬傷。

　　中國青年報：有學者認為，汪暉的這些問題可能與當時缺乏學術規(guī)范有關。

　　嚴家炎：盡管可能當時學術規(guī)范有點欠缺，但即便在那個時候，也是不允許在論文中搬用別人的東西，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對于研究生來說，都應該知道要加注釋，如果竊取他人成果是不允許的。當然，那時的規(guī)范可能沒有像現(xiàn)在這樣嚴格。

　　中國青年報：會不會當時很多博士論文都存在類似的問題？

　　嚴家炎：據(jù)我所知，不一定是很多人都有這個問題。

　　中國青年報：王彬彬還有關于“偷意”的指責，比如列文森敘述的一段話，汪暉換個方式說了，但大體意思一樣，這個怎么看？

　　嚴家炎：從嚴格角度來說，這也應該加以注明。這類問題還是由汪暉自己來回答比較合適。我相信，汪暉先生是能夠實事求是地對待這類問題的。

　　說實話，我讀王彬彬先生文章時，心里還曾有過一點疑惑：就是汪暉會抄襲林毓生“全盤反傳統(tǒng)”的說法？我也覺得很奇怪�！缎虑嗄辍钒l(fā)刊詞《敬告青年》中就號召青年們要學孔子、墨子那種人生態(tài)度，這樣的刊物會全盤否定本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嗎？后來康有為的孔教會寫了《致總統(tǒng)總理書》，要求將孔教列入民國時代的《憲法》以配合君主制度的復辟，《新青年》才批判“三綱”，批判孔教，這也叫全盤反傳統(tǒng)嗎？汪暉閱讀辛亥革命以后的歷史，可以自己得出結論，未必完全脫胎于林毓生的《中國意識的危機》。

　　我個人是很反對林毓生先生把“五四”說成“全盤反傳統(tǒng)”，而且認為沒有“五四”就不會有后來的“文革”這種說法的。我想，汪暉先生雖然年輕，他還是知道中國大陸的“文革”是怎么一回事的，他怎么可能贊成林毓生的這種說法？所以我總懷疑“脫胎于林毓生”這一看法。

　　中國青年報：您覺得20年后再討論當年的疏漏，是否有必要？

　　嚴家炎：雖然過去了20年，我認為討論這類問題對于純潔和改善我們的學風還是有好處、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