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jīng)書面授權)

　　從2000年到現(xiàn)在，江蘇省的高考方案已經(jīng)變動了4次。一項公共政策如此頻繁的改革，也為1977年恢復高考后所罕見，其背后的動因為何？

　　2008年高考后，江蘇的新高考方案惹來罵聲一片。

　　與去年一樣，有人在網(wǎng)上貼出了該方案的主要制訂者、教育廳前廳長王斌泰的家庭電話。一位網(wǎng)友打過后在網(wǎng)上回帖說：一直占線。

　　惹來罵聲的最主要原因，是方案中兩門選修課的成績以等級的形式出現(xiàn)，同時將一般本科的錄取門檻劃定為“雙B”。而依據(jù)在全省考生中的座次來劃分等級的選修課，每一門都會有50%的考生達不到B。

　　人們在控訴其不公時常舉的一個極端例子是：一個考生，即使語、數(shù)、外和其中的一門選修課全是滿分，只要另外一門選修課距離B的起始分差一分，他也無法進入一般本科的招生視野。

　　從2000年到現(xiàn)在，江蘇省的高考方案已經(jīng)改了4次。但讓很多人難以理解的是，這一次一次地改過來，為什么大家喜歡的還是最初的“3+2”？

　　改革的邏輯

　　2000年之前，江蘇的高考方案與全國其他省份一樣，一直是文理分科的“3+2”模式：“3”指的是語、數(shù)、外(下同)；“2”，文科指政治、歷史，理科指物理、化學。

　　2000年，“3+小綜合”登陸江蘇�！靶【C合”分文科綜合和理科綜合，前者將政治、歷史、地理綜合在一張試卷上，后者則將物理、化學和生物綜合在一起。文科生考3+文科綜合，理科生考3+理科綜合。

　　“3+小綜合”是教育部于1998年推出的“3+X”的一個變種。變數(shù)“X”的出現(xiàn)，曾在當時被教育界寄予厚望，認為“變就有希望”，同時也給了各省鼓勵在高考模式上進行探索的強烈暗示。該模式1999年在廣東省獨家試點，2000年有4個省份加入，江蘇是其中之一。

　　“這是為了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zhì)，”江蘇省教育廳的一位負責人在回答媒體提問時說：“一個合格的高中畢業(yè)生應該是各科都全面發(fā)展的通才，學科短腿的學生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

　　坊間則流傳著另外一種說法：“小綜合”方案的出臺，與一位生物學院士的上書直接相關。由于生物在經(jīng)濟發(fā)展中作用日盛，其在高考中的成功“上位”也被理解為其謀求話語權的一個表現(xiàn)。

　　2002年，“綜合”的思路得到進一步擴展：當年，文理并包的“大綜合”，取代了文理分治的“小綜合”。

　　江蘇省教科院的一位專家，如此解釋這一方案出臺的思路：世界并不是文理分科的，要客觀地認識世界，就要掌握各個學科的知識。這些知識同時還是創(chuàng)新的前提。

　　《創(chuàng)造性與綜合能力培養(yǎng)》一書的作者、揚州中學特級教師王雄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兼具文理科素養(yǎng)的學生，視野更開闊，創(chuàng)造性也更強。

　　在說明這種綜合的必要性時，一個發(fā)生在美國的故事常常被提及：1957年蘇聯(lián)人造衛(wèi)星上天后，美國人很著急，陷入全民反思，其中對教育反思的結果是——美國人過于重視科技，卻忽視了人文與藝術。結果在贏得科技的同時，卻失去了想象力。于是美國政府提出要求，在校的學生不僅要學好物理，學好數(shù)學，還要把鋼琴彈好。

　　王雄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國的教育改革從上世紀90年代到現(xiàn)在，一個總體的趨勢是向國外學習，尤其是向美國學習。

　　但是，“大綜合”方案只在江蘇推行了一年，便在排山倒海般的反對聲中草草收場。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這一方案給學生帶來的負擔太重。

　　按照一般的邏輯，人們推測“大綜合”失敗后，會退守頗受好評的“小綜合”。但出乎人們意料的是，2003年出臺的新方案基本上退回到2000年之前的“3+2”，不同的是其中的“2”可以在文理科之間交叉選擇，人們習慣稱之為“3+1+1”。

　　方案的主要制訂者之一、時任江蘇省教育廳廳長的王斌泰，同樣用“綜合”來描述這一方案出臺的思路。由于文、理不設限，這一方案呈現(xiàn)出的組合多達15種，其中文理交叉的組合就有9種。

　　由于在各個組合之間很難把握一個統(tǒng)一的難度，這一方案從產(chǎn)生的第一年起就備受爭議。但由于2005年新課改實施，修改的動議被凍結，這一方案得以延續(xù)，一直到2008年新高考方案出臺，算得上近10年來最為長壽的一個方案。

　　2008年的高考新方案，專門針對2005年開始的高中新課改。其最為突出的特點有兩個：一是只有語、數(shù)、外的成績計入總分；二是其他科目的成績以等級劃分，其中必修課的成績作為填報志愿的門檻，選修課的成績則作為填報各個批次大學的門檻。

　　江蘇省教育廳將制訂這一方案的初衷，歸結為三個“有利于”：一是有利于推進課改；二是有利于減輕學生負擔，促進全面發(fā)展；三是有利于擴大高校招生自主權。

　　但今年高考后暴露的種種問題，正讓這一方案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相關的修訂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江蘇省教育廳在拒絕《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給出的理由是“未到時機”。

　　這個“時機”，據(jù)業(yè)內(nèi)人士分析，指的就是新方案的公布。

　　高考方案對牛彈琴？

　　不管是高校從事教育研究的專家，還是在高中教學一線的老師，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都不否認這些方案的制訂可能有著良好的初衷。但他們同時認為，這些方案之所以敗走麥城，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其中的理想設計與現(xiàn)實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距。

　　南京師范大學課程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郝京華，向《中國新聞周刊》提醒了這樣一個可能被忽略的重要現(xiàn)實：在大學生找工作日漸艱難的背景下，其中的部分壓力逐漸前移到高考，以前持“有個學上就已經(jīng)不錯”想法的一些家長，已經(jīng)逐漸生出“上個好大學、以便將來找工作”的念頭。

　　但在圍繞高校尤其是重點高校形成的供求關系未有大的改觀、以分數(shù)為核心的選拔機制沒有根本變化的情況下，這些“上好大學”愿望的積聚，只會使大家對能在競爭中脫穎而出的任何因素越來越敏感。并且，在一個家庭只有一個孩子的背景下，這種氛圍足以擴散到整個社會。

　　江蘇省教育廳副廳長丁曉昌在一次接受媒體采訪時打了個比方，說高考就是高中生進入社會以前的一次分層考試，而進入重點大學就等于拿到了“白領入場券”。

　　在這樣的形勢下，任何一個看似人性化的高考方案，都會被學校、家長、老師和學生轉化為高考分數(shù)的“分配器”，并且根據(jù)“分配器”的指揮去分配時間、精力，還有金錢。

　　所以，老師、家長、學校和考生關注的，并不是這個“分配器”分配得是否合理，而是要盡快適應這種分配方式，并在其中建立比較優(yōu)勢。

　　“他們關注這個方案是什么，多過關注這個方案怎么樣，因為競爭使得他們無暇顧及，”一位基礎教育專家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所以任何一個方案要對他們減負，根本不可能，因為負擔不是來自于課本，而是來自于競爭�！� 為了競爭，有人竟然瞅準了方案的漏洞。

　　“3+1+1”方案的本意，本在于鼓勵學生選擇自己感興趣的組合，以便有一個與自己的個性發(fā)揮相聯(lián)系的未來，但由于方案操作中的瑕疵，出現(xiàn)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情況：

　　2003年和2007年，物理相對于其他學科明顯偏難，因而這一組合的考生得分較低，但由于各組合在錄取中適用一個分數(shù)線，物理組合的考生不明所以地吃了大虧。以前以聚攏了大多數(shù)優(yōu)秀的學生而風光無限的物理組合此后風光不再，并且影響了整個理科的士氣，很多學生放棄理科，投奔文科。

　　南京市金陵中學高三物理老師吳興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以前10個班有8個班選理科，現(xiàn)在好一點的學校還剩下5個班，差一點的可能只有兩個班，再差一些的，10個班可能只有20人學物理了�！坝械男ｉL就在大會上講，叫大家不要選理科�！�

　　“08方案同樣面臨這樣的問題。”吳興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選物理的大多是學習比較優(yōu)秀的學生，“即使是這樣，也有50%的人上不了本科�！�

　　揚州市2008年高考的報名數(shù)據(jù)顯示；選物理化學、物理生物、歷史地理、歷史政治組合的分別有7845、5987、5551和7279人，而選物理地理、物理政治、歷史化學、歷史生物的分別為55、5、9和235人。根據(jù)這組數(shù)據(jù)，該市文理科考生的比例已經(jīng)接近1：1。

　　揚州中學特級教師王雄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根據(jù)高校對各種專業(yè)的錄取比例，文理科考生的比例應該維持在1：2左右比較合理。

　　7天一個方案，那是什么方案？

　　南京師范大學課程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郝京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2008年高考方案征集之初，有關人員曾經(jīng)找到她，希望她出一份草案，但給出的時間嚇了她一跳：“一個星期要交。”

　　“一個星期能出來什么樣的方案？”郝京華說，要做這樣一個每年事關幾十萬考生命運的方案，至少要做一些國內(nèi)國外的比較研究，還要做一些國情省情分析，“一個星期！豈不是天方夜譚！”

　　郝京華認為，此前出臺的幾個方案，理想色彩都很濃，可能就跟這種前期的準備不足有關系。“他們以為很簡單，倉促地出來一個，然后就在那兒補漏洞吧！”由于話不投機，郝京華現(xiàn)在“越來越有被邊緣化的感覺”。

　　南京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原所長龔放，曾經(jīng)參加08高考方案公示后的第一場專家座談會，并且對原方案中理化不統(tǒng)考的做法提出質(zhì)疑，但最終無果而終。事實上，此前南京大學5位院士也曾就同一問題提出強烈的反對意見，但新方案依然不為所動。

　　揚州中學特級教師王雄認為，像這種涉及面甚廣的公共政策的決策，應該舉行聽證會，而不是用座談會越俎代庖，因為聽證會有一套規(guī)范的決策程序，而座談會的通常程序則是：領導先發(fā)話，定個調(diào)，下面的就跟著做好好先生了。

　　江蘇省前教育廳長王斌泰最近在接受江蘇省內(nèi)一家電視臺采訪時抱怨說：2008高考方案是很多專家提出的，作決定的時候大家討論了很長時間嘛，現(xiàn)在他們都不說話了，變成我一個人的決定了。

　　“看來，座談會的時代確實該讓位于聽證會了�！蓖跣壅f。 (韓永)

　　(實習生朱小北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