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日交流始于漢朝

　　公元1世紀時，班固所著《漢書》在《地理志》中提到“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余國”，即指日本南部九州島上的人民。據(jù)《后漢書》記載，公元57年(光武帝中元2年)，日本和中國即開始交往，光武帝賜以印綬。18世紀，在九州北部福岡發(fā)掘出的金印上刻有“漢委奴國王”字樣(此印收藏在福岡市博物館)，從實物上證明一千九百年以前中國和日本已建立了密切關系。

　　二、日本遣隋使

　　589年，隋王朝統(tǒng)一中國。當時，日本正值圣德太子(574年至622年)攝政。為了加速移植先進的中國文化，圣德太子于公元7世紀開始向中國派遣使節(jié)及留學生、學問僧等，從此兩國使節(jié)往來絡繹不絕，兩國間的友好關系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607年，圣德太子任命小野妹子為使節(jié)訪問隋朝。一般認為，這是日本遣隋使的開始。隋煬帝也于608年任命林文郎、斐世清為使節(jié)陪送日使回國。據(jù)《隋書•東夷傳》記載，日本天皇為此新建了賓館，并派出彩船30艘熱烈歡迎。隋使進入日本京城時，日本方面派遣數(shù)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給予了隆重的接待。

　　三、友誼的橋梁——遣唐使

　　我國唐代經濟和文化高度發(fā)展，給周圍各國以積極影響。據(jù)日本史書記載，自630年至894年的二百余年間，共任命遣唐使達19次，其中一次是為了迎接日本遣唐使回國，稱“迎入唐使”，3次是為了送還唐朝赴日的使臣，稱“送唐客使”，另有兩次任命后終止，正式派遣而到達唐朝的共有13次。

　　日本初期派出的遣唐使規(guī)模不大，一般每次出動一、二條船，每船約載120人。8世紀后，規(guī)模擴大，組織完備，制度也大體固定下來。一般每次五、六百人，分乘四只船前來中國，因此，“四只船”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已經成為遣唐使的同義語。遣唐使的官員有大使、副使、判官、錄事，其重要任務之一是迎送留學生和學問僧。許多遣唐使、留學生及學問僧的學術和藝術造詣至今仍被廣為傳頌。

　　作為對遣唐使的回聘，唐王朝曾多次向日本派遣使節(jié)，密切了相互關系。中國的書籍、貨物等也隨兩國使節(jié)大量輸入日本。621年，唐王朝開始發(fā)行貨幣“開元通寶”，通過中國使節(jié)和日本遣唐使，被大量帶入日本，在北自北海道，南至九州的日本全國曾被大量發(fā)現(xiàn)，有數(shù)萬枚。1970年10月，在中國西安南郊何家村，即唐朝長安城興化坊原址，出土了五枚賀廓方孔“和同開爾”銀幣，它是日本元明天皇和銅元年(708年)仿唐朝“開元通寶”的形狀鑄造發(fā)行的。

　　四、唐皇詩贈遣唐使

　　唐玄宗李隆基曾接見遣唐使藤原清河并作詩相送，詩云：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全朝。

　　念余懷義遠，矜爾畏途遙。

　　漲海寬秋月，歸帆駛夕飆。

　　因驚彼君子，王化遠昭昭。

　　五、日皇與“漢詩”

　　嵯峨天皇(786年至842年)于809年即位，在位14年。嵯峨天皇通經史、善詩文，長于書法，被稱為日本“三筆”(三大書法家)之一。他在位期間大力提倡漢學(漢學系指中國文化，當時尤指我唐代文化)，對日本漢學的繁榮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下錄其漢詩(直接用漢字賦詞在日本稱之為“漢詩”)三則，可見一斑。

　　早春觀打球

　　芳春煙景早朝晴，使客乘時出前庭。

　　回杖飛空疑初月，奔球轉地似流星。

　　左承右礙當門競，群踏分行亂雷聲。

　　大呼伐鼓催籌急，觀者猶嫌都易成。

　　與海公飲茶送歸山

　　道俗相分經數(shù)年，今秋晤語亦良緣。

　　香茶酌罷日云暮，稽首傷離望云煙。

　　漁歌子

　　江水渡頭柳亂絲，漁翁上船煙景迷，

　　乘春興，無厭時，求魚不得帶風吹。

　　漁人不記歲月流，淹泊沿回老棹舟，

　　心自效，常狎鷗，桃花春水帶良游。

　　青春林下度江橋，湖水翩翩入云霄，

　　煙波客，釣舟遙，往來無定帶落潮。

　　溪邊垂釣奈樂河，世上無家水宿多，

　　閑釣醉，獨棹歌，洪蕩飄飄帶滄波。

　　寒江春曉片云晴，兩岸花飛夜更明，

　　臚魚膾，莼菜羹，餐罷酣歌帶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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