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實行以行政首長為重點的行政問責和績效管理制度。要把行政不作為、亂作為和嚴重損害群眾利益等行為作為問責重點。對給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權益造成嚴重損害的，要依法嚴肅追究責任�！睖丶覍毧偫砬安痪迷谛乱粚弥醒胝�府第一次廉政工作會議上宣布，這是今年制度建設五項重點工作之一。此前，行政問責制已首次寫入《國務院工作規(guī)則》，而在4月2日公布的《國務院2008年工作要點》中行政問責制也位列其中。行政問責制這一重要現(xiàn)代行政管理制度，將進入一個加速發(fā)展的階段。

　　“問責風暴”刮出執(zhí)行力

　　今年3月份召開的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產(chǎn)生了新一屆中央人民政府，隨后，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了《國務院工作規(guī)則》。新規(guī)則明確提出，國務院及各部門要推行行政問責制度和績效管理制度，并明確問責范圍，規(guī)范問責程序，嚴格責任追究，提高政府執(zhí)行力和公信力。

　　這是行政問責制第一次寫進《國務院工作規(guī)則》。其實，在實踐層面，早在2003年上一屆中央政府就曾掀起一次“問責風暴”，行政問責正是由此走入國人視野。當年非典時期，包括兩名省部級高官在內(nèi)的上千名官員，因隱瞞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處。問責制的啟動，被認為是中國戰(zhàn)勝非典危機的轉折點。

　　執(zhí)行力是政府工作的生命力，而提高政府執(zhí)行力的關鍵在于加強對權力運行過程和結果的監(jiān)督與問責。松花江污染事件、重慶開縣“12·23”特大井噴事故、北京密云踩踏事故、山西“黑磚窯”事件……在一次次震驚國人的責任事故發(fā)生后，高層一次次“鐵腕問責”讓一批批行政不作為、亂作為者丟掉“烏紗帽”，各級政府官員的責任意識、法治意識和服務意識從中不斷增強，行政效能由此提升。

　　與重大事故發(fā)生后起懲戒作用的“事故型問責”相比，鞭策不作為、慢作為的“日常型問責”則將矛頭直指“太平官”、“庸官”。2007年11月21日，吉林省公布了行政問責暫行辦法，規(guī)定對沒觸犯法律或者違法但不構成刑事追究的，以及未構成違紀或者違紀了但不夠處分標準的44種行政行為進行問責，“讓那些大錯不犯、小錯不斷的撞鐘和尚式干部混不得；讓政令不暢、執(zhí)行不力，不依法行政、失信于民等行為行不通�！� 在廣西壯族自治區(qū)，截至2007年11月底，自當年2月起共查處作風效能案件2260多起，對1080多個單位、1010多名責任人進行了責任追究。

　　制度化問責打造政府公信力

　　“問責風暴”如果缺乏制度保障就難脫“人治”色彩，行政問責如果長期得不到規(guī)范化、科學化，其效用就會大打折扣。2003年以來，我國加快了推進行政問責制的步伐，一些地方政府陸續(xù)出臺行政問責的辦法、規(guī)定，行政問責逐漸制度化、規(guī)范化，在推動“責任政府”構建的同時，有效地提升了政府的公信力。

　　2003年8月，湖南省長沙市出臺《長沙市人民政府行政問責制暫行辦法》，這是國內(nèi)首個政府行政問責辦法。2004年1月天津市頒布行政責任問責制試行辦法，16條條文具體規(guī)定了行政問責的對象、內(nèi)容、方式以及行政復核等有關問題。同年7月《重慶市政府部門行政首長問責暫行辦法》正式實施，將重慶市政府各部門的行政首長以及參照執(zhí)行的部門副職、派出和直屬機構的一把手納入問責對象范圍，將效能低下、執(zhí)行不力等18種情形列為追究責任依據(jù)�！�

　　截至目前，全國出臺并全面啟動行政問責制相關辦法的省(區(qū)、市)已達10多個。今年元月份新一屆云南省人民政府的第一個大動作便是頒布《關于省政府部門及州市行政負責人問責辦法》，云南省省長秦光榮強調(diào)，新一屆省政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行政問責制度，“要讓行政問責制度家喻戶曉，讓全社會都來監(jiān)督政府官員和政府行為。”

　　然而，在問責制不斷取得實效、深入人心的同時，時有發(fā)生的“問責秀”、“假問責”卻是對問責制的無情嘲弄、對公信力的直接破壞。安徽省太和縣上報國務院調(diào)查組已將劣質(zhì)奶粉事件的相關責任人撤職、開除，兩個月后記者暗訪發(fā)現(xiàn)這些人仍在上班；因洪洞“黑磚窯”事件被撤職的山西臨汾市堯都區(qū)原副區(qū)長段春霞，前不久突然被違規(guī)任命為區(qū)長助理(這一復出任命在媒體曝光后被廢止)。類似事件雖不普遍，但負面影響巨大。如何防范行政問責制在執(zhí)行中走樣、弱化？怎樣才能最大限度杜絕“假問責”？這些在問責實踐中暴露出的具體問題，是新一屆中央政府進一步完善這一制度的突破口。

　　完善行政問責制任重道遠

　　“當前我國行政問責制建設中仍存在著亟待解決的問題”。這是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召開的“行政問責制與政府執(zhí)行力”學術研討會與會專家的共識。我國目前行政問責制的實踐尚處于摸索和試點階段，健全行政問責制從根本上防止權力濫用和行政不作為，切實提升政府執(zhí)行力、公信力，仍是一個十分重要和迫切的任務。

　　對公共權力進行監(jiān)督和責任追究，這是行政問責制的本質(zhì)。只有形成指向明確、措施剛性、反應快速的行政問責制度體系，才能有效監(jiān)督和約束政府的權力，確保領導干部和公務人員真正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jiān)督、違法受追究。事實上，實現(xiàn)這一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職責不清和職能交叉問題，使得責任落實和責任追究過程中責任主體難以明確。在不少地方，推諉扯皮這一行政過程中的痼疾，正在從事前的行政行為實施環(huán)節(jié)，延伸到事后的行政問責環(huán)節(jié)。這就需要推進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目前剛剛起步的“大部制”改革有望對這一問題作出全面回應，但改革目標的實現(xiàn)顯然還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

　　問責制度實施過程中還凸顯“六重六輕”現(xiàn)象：重行政問責，輕法律問責；重內(nèi)部問責，輕外部問責；重執(zhí)行問責，輕決策問責；重事故問責，輕日常問責；重應對問責，輕預防問責；重形式問責，輕結果問責。

　　此外，行政問責制度相關的配套制度尚不完善，制約了行政問責制度的推行。信息的不對稱，導致問責主體不能充分有效地了解行政行為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公眾不能及時、準確了解行政問責程序。由此可見，問責制度作為現(xiàn)代行政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需要和行政公開、依法行政等相關制度共同發(fā)展，互相推進。從這個角度來看，日后問責制度的完善也將是我國現(xiàn)代行政制度體系趨于成熟的重要標志之一。(記者 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