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展 “西安模式”、“武漢模式”相繼推出

　　“浦東模式”一經建立，得到了廣泛關注。西安、武漢等地也相繼推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知識產權案件審判模式。

　　西安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孫海龍介紹說，西安中院在知識產權民事案件繼續(xù)由知識產權審判庭審理、進一步推進專業(yè)化審判建設的同時，加強知識產權刑事和行政案件的審理工作。自2006年開始，西安中院在全國中級法院中率先實行知識產權案件民事、刑事、行政審判一體化改革措施，將由基層法院管轄的知識產權刑事、行政一審案件提至中級法院審理。對涉及知識產權的刑事、行政案件審理，再吸收兩名知識產權民事審判法官參與，組成五人合議庭進行審理，以確保刑事、行政、民事知識產權案件審判人員取長補短，相互協(xié)調，統(tǒng)一認識。

　　“待時機成熟，我們將逐步過渡為由知識產權審判庭統(tǒng)一審理全部知識產權案件，以期達到整體上節(jié)省司法資源、提高知識產權案件審判質量的目的�！蔽靼仓性焊痹洪L孫海龍表示。

　　自今年6月開始，武漢中級人民法院也將過去由14個基層法院審理的知識產權刑事、行政一審案件集中到一個具備部分民事案件管轄權的基層法院———江岸區(qū)人民法院統(tǒng)一處理。并將知識產權二審的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全部集中到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受理。實現(xiàn)了基層法院和中級法院兩個層面的集中管轄和一二審法院業(yè)務的對口指導，形成了具有自身特點的“武漢模式”。

　　以前，武漢市涉及知識產權的刑事、行政一審案件分散在全市的14個基層法院審理，每個基層法院每年受理的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平均在兩三件左右，武漢中院知識產權審判庭庭長李藝虹介紹。

　　李藝虹表示，刑事法官主要從侵權的數量上來判定被告人是否有罪。而如果在民事上的權屬、侵權的事實得不到確定時，刑事上認定是否構成犯罪是沒有依據的，也是不合邏輯、沒有意義的。同時，基層法院的法官每年需要處理大量案件，繁重的審判任務也決定了他們沒有時間、精力去研究知識產權審判的相關問題。

　　據了解，自6月中旬以來，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江岸區(qū)人民法院已受理了2件知識產權民事案件。

　　“這種審判方式有利于提高審判效率，將有限的審判資源優(yōu)化，也讓基層法院的案源得到了保障。”李藝虹說。

　　據了解，目前，廣東、浙江、江蘇、山東、福建等地的法院都在積極探索、推進知識產權案件審判的改革工作。

　　方向 設立綜合知識產權法庭

　　“每個國家的情況不一樣，對知識產權司法體制改革的方向也不一樣�！眮碜悦绹�第三巡回上訴法院喬丹(Jordan)法官表示。

　　日本知識產權高級法院的limura法官介紹，日本知識產權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式，是通過知識產權訴訟研討會形成改革方案。從2002年到2004年兩年間共召開17次會議，最后提交國會有關議案，設立了日本知識產權高等法院。

　　據記者了解，日本知識產權高等法院負責受理與特許廳相關的行政案件，及對專利、實用新型、集成電路步圖設計和軟件著作權的上訴案件。美國也有聯(lián)邦上訴法院專門受理專利案件的二審。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體制改革，已經成為一種全球性話題。

　　我國在《國家知識產權戰(zhàn)略綱要》中也提出了要探索建立知識產權上訴法院。對此，蔣志培表示，中國要建立的上訴法院，不是照抄照搬任何一個國家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體制，而是要立足中國國情，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機制。

　　據悉，最高院將在年內出臺對《綱要》的具體實施辦法。對于設置綜合知識產權法庭，探索建立知識產權上訴法院，應當會在具體實施辦法中有所涉及。(記者 王婧 柴黎)

[上一頁]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