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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市化過程中被動的寧波農村土地換股權試驗，在改革7年后，集體資產是否還應該集體運營成了問題

　　★ 本刊記者/楊龍(發(fā)自浙江寧波)

　　土地換股權的全國試驗區(qū)浙江省寧波市江東區(qū)目前遇到了新考驗。來自江東區(qū)寧江村的調查顯示，村集體資產的運行效率受到質疑，村民們要求分掉資產的聲音也像以前一樣存在。

　　分紅每年必須漲，不漲就是董事會失職

　　運行了7年的寧波市江東區(qū)寧江村農村股份經濟合作社制度，出現(xiàn)了新矛盾。

　　寧江村農村股份經濟合作社董事長郎貴華現(xiàn)在很害怕接到股東的電話。有人打電話到他的辦公室來質問：“青菜都漲到5塊了，我們的分紅怎么漲得這么慢？”隨著村集體資金的積累，管理者們開始發(fā)覺，壓力也越來越大。持有貨幣資金較多的合作社，不論是管理者還是股東，開始希望干脆把現(xiàn)有的貨幣分到股東手中，減少投資的風險和壓力。

　　“老百姓覺得集體的資金放在這里，必須每年都漲，不漲就是董事會的失職。”

　　迫于這種壓力，郎貴華們寧愿選擇集體資產固步不前，也不敢承擔發(fā)展的風險。寧江村選擇的是風險最小的租賃經濟。然而，可供開發(fā)的土地越來越少，合作社的租賃經濟即將遭遇發(fā)展的瓶頸。

　　“這樣的大鍋飯不好吃啊，老百姓們沒有風險意識，集體的東西首先想到的是保值，經營不允許有風險，不然老百姓還不把你的皮給剝了。”

　　不滿意的還有合作社的董事們。7年前的改革，將集體資產的經營管理者們直接推向了市場，使得原有的村干部成了董事，但這些經營者的收益卻依然按照行政體制來進行。

　　寧江村一間辦公室墻上的財務公開報表顯示，寧江村5位董事會成員，3位監(jiān)事會成員的月薪為1.2萬元，幾年來幾乎沒有上漲。董事長郎貴華告訴記者，不管做得好不好，工資都不會大幅增加，還不如自己做工廠。寧江很多做得很好的工廠主，就很明確地表示，“不要選我做董事，我有自己的廠要做�！�

　　原東郊鄉(xiāng)干部，現(xiàn)任東郊街道工作委員會委員徐益波也告訴記者，按照《股份經濟合作社章程》，不管董事會成員貢獻有多大，工資不能超過2萬元。《章程》還要求，董事會和監(jiān)事會成員，不得經營其他企業(yè)。

　　股改的那一年，老村長董敖其就賣掉了自己的工廠。

　　合作社雖然在按照房產公司的模式運營，卻并沒有進行工商、或者社團法人登記，股份經濟合作社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現(xiàn)代企業(yè)，經營管理人員按照行政體系進行管理，體制相對僵化。其董事長也不能履行法人代表的權利和職責。公司就是一個大集體，董事會成員和股東之間股權平均，經營者們很難實現(xiàn)快速高效的決策。

　　“被城市化”的土地換股權

　　寧波試行的“土地換股權”改革，來自于上世紀80年代末寧波的城市化。改革從一開始就是被動的。從上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寧波市江東區(qū)的農村陸續(xù)有集體耕地被寧波城市化征用。國家征用的補償標準是每畝地2.6萬元。

　　當時，寧江村大多數村民都要求把集體土地的征用費分配到戶。但江東區(qū)政府認為一次性分完難以解決農民的社保就業(yè)等一系列難題，遂決定，將土地征用補償費作為發(fā)展資金，嚴禁發(fā)放給村民，由村集體統(tǒng)一管理、經營，村民可以從當年盈利中獲取福利。

　　就這樣，失去土地的寧江村以土地征用費為啟動資金，開始興辦企業(yè)，實現(xiàn)了第一次創(chuàng)業(yè)。針對當時許多外地人在寧波尋找住宿難的情況，寧江村創(chuàng)辦了寧波市第一家村辦大酒店蓬萊大酒店。當時寧波的全市性會議幾乎都在這家酒店召開。

　　2001年股改前夕，寧江村的集體經濟成熟起來，資產達到1.36億，而農民此時也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完全失去了土地。

　　2001年初，江東區(qū)開始探索改革。改革的第一項措施就是“撤村建居”，讓農民徹底脫離對原有土地的依附關系，完全轉化為市民。

　　寧波市委決定，在江東區(qū)試點農村股份合作制。具體做法是，村集體將土地換來的補償資產和原有的集體財產積累、以及經營性用地資產(村集體在城市化過程中保留了原集體土地的十分之一作為經營用地)合并起來，成立股份合作社，集體資產量化到個人，農民每年按股份獲取紅利。

　　改革的試點選在江東區(qū)的寧江、寧東、寧舟三村。三村是寧波市的綜合經濟實力“廿強”村，而寧江村是寧波市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示范村。

　　股改領導小組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全村范圍內進行摸底調查。股改領導小組需要厘清的兩個關鍵是：原有村集體資產有多少，享有集體資產的人員有多少。

　　工作人員首先必須為村集體算賬，核實集體資產經營結構、收益狀況。

　　更為繁瑣的清算工作是人員界定，村集體資產從1983年實行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起開始積累，那么能夠享受集體資產權益的人員就必須從1983年起界定。股改領導小組必須摸清各村從1983年到“撤村建居”這段時間內的人口變化，只要這段時間內戶口出現(xiàn)在村里，都將持有股份。

　　據當時參與改革的東郊鄉(xiāng)政府工作人員徐益波介紹，十余名工作人員為此連續(xù)工作了兩個多月。不斷召開座談會、社員代表大會，工作組甚至需要挨家挨戶上門解釋政策，將量化到人的股份享受情況、農齡數和改革實施意見、章程等全部上墻公布，接受監(jiān)督�！按謇镉幸粋�人不同意，改革方案就擱淺”，江東區(qū)委副書記王必恒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集體資產量化的方案和章程經過反復討論修改10多次之后，最終得到全體村民的確認。

　　經過核算，寧江村的集體資產共有1.36億，主要靠租賃寫字樓、廠房等固定資產獲利。除了寧江村目前在冊的400個農民，還有1600名之前已經將戶口遷出寧江村的村民獲得集體資產的股份。寧江村的集體資產將“一刀切”，全部分配給這2000名村民。

　　1.36億的集體資產被分為136萬股，每股為100元。股份分為“人口股”和 “農齡股”。集體資產的30%作為“人口股”，由2000名村民均分，另外70%按照在村里的工作居住年限分配。

　　這一年，55歲的村民劉繼昌領到了股權證，他持有2600余股。這意味著，寧江村1.36億的集體資產中，他有26萬余元的股份。他每年可以獲得這26萬元股份的盈利分紅。股份允許繼承，也可以在股東之間進行轉讓，但是不可以退股提現(xiàn)。

　　股改試驗全面擴大

　　寧江村的股份制改革參照《公司法》，設立了股東代表大會、董事會、監(jiān)事會。

　　2002年6月，寧江村召開了由48名村民組成的股東代表大會，寧江村的原治保主任郎貴華，這一年被村民選為董事長，而老村長董敖其，則擔任監(jiān)事會主席。另有其他6名村干部被選為董事會、監(jiān)事會成員。董事會的辦公地點仍然在村委會的農家小四合院里，只是，原先的村委已經撤銷，取而代之的是寧江股份經濟合作社。

　　股改之后，原有的村集體資產量化到了個人，村民對集體資產處置的擔憂得到化解，江東區(qū)的城市化進程也逐漸理順。寧江村改革之后，試驗從試點村擴大到全區(qū)。

　　2004年10月19日，寧豐村634位居民成立了寧豐社區(qū)，江東區(qū)最后的村莊被撤銷，江東區(qū)29個行政村全部完成了股份合作制改革�！稗r民”從此成為江東區(qū)的歷史。

　　股份制改革之時，經過核算的集體資產有29.68億元。2006年底，江東區(qū)曾再次對各股份經濟合作社進行一次資產清算，調查結果顯示，29家股份經濟合作社總資產達到38.16億元，比改革前的2000年增長了42%。

　　寧江股份經濟合作社的資產也上升至1.9億元。至2007年，劉繼昌的分紅已經上升到3萬元，股改之前，寧江村50歲以下的村民，只能獲得每人每月15元的福利。

　　浙江是全國人均耕地最少的省份之一，人均耕地不到0.5畝。隨著浙江省城市化進程越來越快，農村特別是城鎮(zhèn)周圍土地被征用的數量也越來越多。據有關部門統(tǒng)計，從1999年推行新的《土地管理法》到今年6月底，浙江省總共征用土地超過200萬畝，全省失地農民已超過120萬人。

　　2001年到2008年，股改七年間，由于寧波城市化帶來的失地農民問題，都由此種方式得到解決�！稗r轉非”之后，農民逐漸融入城市生活，九成以上的農村勞動力在二、三產業(yè)就業(yè)，有了工資收入。通過社會保障體制配套改革，失地農民的養(yǎng)老保障和新型合作醫(yī)療全面推開，覆蓋率達到100%。

　　此時，分紅已不再是股東單純的生活福利保障來源，集體經濟組織所承擔的原農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功能也被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