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薩大昭寺前的廣場上矗立著建于公元823年的“唐蕃會盟碑”，這是漢藏兩個民族團結(jié)友好的歷史見證。在拉薩市的另一端，西藏人民會堂前廣場上的“民族團結(jié)寶鼎”在陽光下熠熠生輝，這是2001年中央政府為慶祝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向西藏自治區(qū)贈送的，表現(xiàn)的是民族團結(jié)、發(fā)展進步的主題。

　　歷史就此跨越了一千多年，從“唐蕃會盟碑”到“民族團結(jié)寶鼎”，人們在歷史中見證了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一不容置疑與更改的事實。

　　從昌都卡若遺址到仰韶文化

　　在西藏昌都以南12公里有一處著名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卡若遺址，那里出土的磨制石斧、石錛的制型與華北出土的同類器物相近，房屋建筑則類似于中原原始文化�？ㄈ暨z址代表的卡若文化更多地受到馬家窯文化的影響，而馬家窯文化是仰韶文化晚期的一個分支。這表明，新石器時代西藏原始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聯(lián)系至為密切。

　　西藏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群培從考古學角度出發(fā)重新解釋了“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那就是西藏這塊土地自有人類活動以來的歷史都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

　　走進西藏博物館史前文化展廳，從石器到巖畫，參觀者可以在歷史的變遷中深切地感受到高原先民色彩斑斕的生活。陳列于博物館的雙體陶罐為很多人所熟知，這件陶罐來自于卡若遺址，有一個口和兩個完全對稱的器身和器底，造型和裝飾紋樣都很特殊，是高原先民陶器藝術品中具有典型特征的一類器物。

　　群培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告訴記者，現(xiàn)代考古發(fā)掘的大量史前遺址、遺物用鐵一般的事實表明，早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和新石器時代，西藏的文化就同內(nèi)地的舊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建立了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并且融入自成體系的中國考古文化的大圈子里，成為中國遠古文化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因此可以說，藏族在未形成以前，其先民就與漢族的先民在民族、血緣和文化上存在著割不斷的聯(lián)系。

　　從文成公主到唐蕃會盟

　　在拉薩的布達拉宮，至今一直供奉著公元641年唐朝嫁給藏族吐蕃王的文成公主的塑像，接受著眾多信徒的朝拜。在大昭寺前的廣場上，距離“唐蕃會盟碑”不遠處有一棵枯死的柳樹。大昭寺管委會副主任尼瑪次仁告訴記者，據(jù)傳說，這棵柳樹是在大昭寺建成后由文成公主親手栽種的，活了1000多年，直到上世紀70年代才漸漸枯死。

　　經(jīng)過漫長的歲月，西藏高原上分散的眾多部落逐漸統(tǒng)一起來，成為現(xiàn)在的藏族。公元7世紀中葉，松贊干布建立了吐蕃王朝，勢力范圍迅速擴大，他在統(tǒng)一青藏高原的過程中與唐朝發(fā)生了軍事糾葛，雙方各有勝負。后來，松贊干布向唐朝提出和親，建立友好關系，文成公主就此入藏。藏漢雙方通過王室間的聯(lián)姻、會盟，在政治上形成了團結(jié)友好的親誼關系，在經(jīng)濟和文化上建立了密切的聯(lián)系，為最終建立統(tǒng)一的國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文成公主入藏之后，把唐朝的優(yōu)秀文化和先進的生產(chǎn)技術傳入了西藏，與松贊干布同心協(xié)力發(fā)展吐蕃的經(jīng)濟和文化。在文成公主的主張下，松贊干布派人進行專門研究，創(chuàng)造了30個藏文字母和拼音造句文法，結(jié)束了藏人無文字的歷史。文成公主帶去的各種植物種子，在西藏土地上生根、開花、結(jié)果，改變了藏民的食品結(jié)構(gòu)，豐富了藏民的食物品種。在文成公主的倡導下，松贊干布不斷派人到當時的長安留學，學習漢族優(yōu)秀的文化和先進的生產(chǎn)技術，還聘請漢人到西藏，傳授知識，藏人學會了釀酒、碾磨、造紙、造墨等。

　　在西藏的藏戲中，歌頌文成公主事跡的《文成公主》被列為八大藏戲之首，并入選了“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劇目。2008年，融京劇和藏戲于一體的新編歷史劇《文成公主》再次在北京上演，用恢弘的氣勢、磅礴的場面藝術地再現(xiàn)了文成公主入藏途中的艱辛、漢藏人民之間的深情厚誼以及和諧美好的民族關系。

　　的確，文成公主入藏，對加強漢族和藏族的往來，發(fā)展藏族的經(jīng)濟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至今，西藏民間還廣泛流傳著歌頌文成公主的民歌。

　　從元朝宣政院到西藏和平解放

　　13世紀中葉，西藏正式歸入中國元朝版圖。自此之后，盡管中國經(jīng)歷了幾代王朝的興替，多次更換過中央政權，但西藏一直處于中央政權的管轄之下。

　　在拉薩市西郊，有一座典型的藏式建筑物，這里是1988年建成的西藏自治區(qū)檔案館新館。這座面積9000多平方米的建筑里，藏有自元朝開始的300多萬件歷史檔案，其中反映歷史主流的官方檔案占據(jù)了館藏檔案的一大部分，內(nèi)容包括元朝以來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頻繁往返的信件公文，歷代皇帝的封文、諭旨及西藏政府給皇帝的奏折報告等。

　　西藏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巴桑旺堆用大量的史料向記者說明，元朝對西藏實施管轄主要體現(xiàn)在5個方面：一是將西藏設立為中央政府的一個行政區(qū)域；二是設立管理西藏事務的中央機構(gòu)宣政院；三是清查戶口，元朝中央曾3次派官員赴藏清查戶口；四是設立驛站，這是元朝對西藏地方和其他藏族地區(qū)有效管理的重要保證之一；五是對西藏地方各級官員實行任免、賞罰制度。

　　在西藏自治區(qū)檔案館，還可以看到達賴、班禪兩大活佛的冊封，比如康熙冊封五世班禪額爾德尼的諭旨，乾隆冊封八世達賴喇嘛的玉冊等。

　　明王朝接替元王朝后，繼承了治理西藏的權力，在今西藏中部、東部和西部分別設立了權力機構(gòu)，其負責官員均由中央任命。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后，進一步加強了對西藏的治理，并于1727年設駐藏大臣，代表中央監(jiān)督西藏地方行政。中華民國期間，中央政府繼續(xù)實行對西藏地方的治理，于1912年由中央政府設立蒙藏事務局，主管西藏地方事務，并任命了中央駐藏辦事長官。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人民解放軍于1951年進駐拉薩，西藏獲得和平解放。1965年，西藏自治區(qū)成立，西藏的歷史掀開了新的篇章。

　　巴桑旺堆說：“西藏人民在祖國大家庭中，和各兄弟民族一樣，充分享受到民族平等的一切權利，開始走上了自由幸福的光明大道�！保ㄓ浾� 趙超、李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