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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稱權力過分集中是誘發(fā)涉農職務犯罪首要原因(2)
2009年04月08日 09:34 來源:檢察日報 發(fā)表評論  【字體:↑大 ↓小

  表現四種形態(tài)

  為了更好地揭示涉農職務犯罪的面貌,記者對涉農職務犯罪的手段、做法作一番掃描時發(fā)現,基于農村基層組織所處層面、管理領域和資金來源的特殊性,此類犯罪手段相對簡單,主要有四種形態(tài)。

  形態(tài)一:巧立名目

  【作案手法】采取重復報銷、虛列支出、開假發(fā)票、打白條等手段直接套取國家支農惠農資金。

  鏡頭回放:金溪縣保源鎮(zhèn)鄭家村是當地一個較大的移民安置點。2005年以來,上級政府撥付給該村不少民生項目扶持資金。時任該村村民小組長的胡某便想到一個“妙招”:“假”以跑項目向上爭取資金的“公”,“濟”用白條套取移民經費的“私”。在這樣的精心策劃下,胡某順利將13萬元移民經費收入腰包。

  形態(tài)二:無中生有

  【作案手法】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虛報假名或冒名領取補償款及下撥費用;另一類是虛報土地等級、面積等,騙取高額補償。

  鏡頭回放:2003年冬,時任萍鄉(xiāng)市蘆溪縣宣風鎮(zhèn)黨委副書記的劉飚,指使原蘆溪縣宣風鎮(zhèn)政府農業(yè)辦主任黃賢春要來原栗灣村黨支部書記黃賢木的身份證,在退耕還林時,將該鎮(zhèn)園藝場的花卉苗木面積300畝,納入黃賢春個人退耕還林面積,騙取苗木補助款1.5萬元和退耕還林糧食補助款6萬元,之后三人分贓。

  形態(tài)三:雁過拔毛

  【作案手法】“近水樓臺先得月”的犯罪心理催生部分農村干部“雁過拔毛”式的斂財方式,即利用手中掌握分發(fā)救災、優(yōu)撫、土地征用補償等款物的權力,將上級下撥的款物私自截留,用于發(fā)放村干部工資、村務工資或挪作他用。

  鏡頭回放:任東鄉(xiāng)縣占圩鎮(zhèn)曾家村委會原書記周考亮,分別于2003年、2004年兩次到占圩鎮(zhèn)糧管所領取了退耕還林補糧款共計11余萬元,上繳村委會4.98萬元后,周考亮侵吞了剩下的6萬余元。

  形態(tài)四:權錢交易

  【作案手法】利用審批村民建房土地、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村山林、水庫租賃進行權力尋租,收受賄賂。

  鏡頭回放:遂川縣戴家埔原鄉(xiāng)黨委書記龔永林,與個體經營者王某的關系甚密。王某在不具備相關資質和技術的條件下,先后承包了戴家埔鄉(xiāng)清秀公路、七淋公路A標段、小石門水電站公路、沙湖公路、遷陌公路等五項造價不菲的工程。為感謝龔永林的關照,王某先后5次送給龔永林人民幣10.9萬元。

  “我的地盤我做主”誘發(fā)涉農腐敗

  江西省檢察院的這份調查報告分析認為,涉農職務犯罪案件增多是主、客觀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權力過分集中,“我的地盤我做主”是誘發(fā)涉農職務犯罪的首要原因。近幾年,隨著新農村建設力度的不斷加大,國家各種支農、惠農資金給農村經濟帶來活力和動力,農村基層組織工作人員的權限空間也得到擴大,負責管理的資金也相應增多,這些工作人員既是具體經濟活動的實際運作者,又是經濟活動管理者,集權錢于一身,權力相對集中,為涉農職務犯罪提供了良好的空間。

  內外部監(jiān)督缺失,也是誘發(fā)犯罪的一大原因。調查顯示,發(fā)案的農村基層組織大都存在財務管理混亂的問題,村務不公開,有的賬目不全、有的對村里財務管理實行家長制,村支書一人說了算。有的雖然建立了內部監(jiān)督機制,卻由于相關環(huán)節(jié)人員相互勾結等原因,致使監(jiān)督機制形同虛設。而在外部,基層政府對農村基層組織的干部管理、財務管理等重要環(huán)節(jié)缺乏有效的監(jiān)督方式,無法真正發(fā)揮預防犯罪的實際效果,使腐敗分子更是有機可乘。

  司法懲治力度不大也在客觀上刺激了部分村官的僥幸心理。據調查,法院對涉農貪污賄賂犯罪涉案人員,處刑相對比較輕緩,甚至有些涉案金額比較大、群眾反映比較強烈的犯罪案件,也處理較輕,犯罪所獲的收益與其承擔的罪責不成比例,誘使一部分村官鋌而走險。

  “多管齊下”防治涉農職務犯罪

  建立科學的涉農職務犯罪案件線索互通和動態(tài)管理機制。去年,高檢院部署查辦涉農職務犯罪專項工作以后,江西省檢察院迅速行動,主動與省財政廳、省農業(yè)廳、審計廳、水利廳、國土資源廳等14家廳局單位加強溝通、協調與配合,建立了情況通報、線索移送、案件協查等多項工作協作機制,加強案件線索的動態(tài)管理,做到信息資源共享、案件線索互通,確定重點查處的案件,防止線索滅失,形成查辦和預防涉農職務犯罪的合力。各地也積極主動出擊,積極尋找有價值的涉農職務犯罪案件線索,如廣豐縣檢察院在各鄉(xiāng)、鎮(zhèn)設立涉農案件專項聯絡員收集涉農職務犯罪案件線索等,2008年,該院辦理涉農貪污賄賂犯罪案件8件8人,涉及資金100余萬元。

  在“嚴、準、硬”三字上下功夫,增強查辦涉農職務犯罪工作的震懾力。盯緊惠農支農資金集中的農林、民政社保、交通、農業(yè)開發(fā)、土地城建、土地征用等領域,及時掌握犯罪的新動向,摸排案件線索做到有的放矢。在辦案重點的選擇上,圍繞重點領域和環(huán)節(jié),優(yōu)先查辦直接侵害人民群眾切身利益、人民群眾反映強烈、嚴重影響社會穩(wěn)定的案件,有力懲治和震懾犯罪,確保辦案效果。如去年年底,新建縣檢察院針對群眾反映強烈的土地征用補償款,深入基層摸排線索,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就查清了該縣生米鎮(zhèn)璜溪村原黨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共同挪用土地征用補償款77萬元、新豐墾殖場豐聯村原黨支部書記貪污23萬元等涉農職務犯罪案件10件12人。

  發(fā)揮偵查一體化工作機制作用。針對涉農職務犯罪窩串案多,關聯性強,往往觸一發(fā)而動全身的特點,江西省檢察機關強化偵查一體化機制,統一組織指揮,統一調配偵查資源,適時開展統一行動。去年初,安義縣根據群眾舉報,對龍津鎮(zhèn)鳳山村村委會主任涉嫌挪用土地征用補償款線索展開初查,經過調查發(fā)現該案還涉及龍津鎮(zhèn)黨委副書記等6人,涉案金額高達數百萬元。根據這一情況,南昌市檢察院立即啟動偵查一體化機制,抽調人員指導、參與案件查辦,上下聯動,很快突破了這起7人涉嫌挪用土地補償款816萬元的特大窩串案。

  加強預防工作,通過檢察建議、典型案件廉政教育等舉措探索防治涉農職務犯罪的長效機制。如贛州市檢察機關組織人員到農村舉辦預防職務犯罪宣講150余次,發(fā)出涉農職務犯罪檢察建議100多份;吉安市檢察機關針對全市3000多個村委會集中開展了一次預防職務犯罪警示教育活動;前面所述的周繼龍挪用公款一案,牽涉到2000多個農戶的利益,安義縣檢察院及時向發(fā)案單位和當地縣委、縣政府發(fā)出4份檢察建議,安義縣、龍津鎮(zhèn)兩級政府隨后拿出資金把土地補償款全部足額發(fā)放給被征地的村民。

【編輯:吳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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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隸巴人的原貼:
我國實施高溫補貼政策已有年頭了,但是多地標準已數年未漲,高溫津貼落實遭遇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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