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6月19日電(陳正煒)臺灣地區(qū)領導人選舉后，由于“總統(tǒng)”當選的合法性備受質疑，臺灣社會陷入政治的混亂之中，此時民進黨大佬“立委”沈富雄，挺身而出，提出“愛臺灣”的四項認知，呼吁黨內停止在選舉時操弄族群議題，以此消弭選后族群對立的仇恨。從這“四項認知”中可以看出民進黨過度操弄族群議題，已使臺灣社會的族群矛盾日益尖銳，有愈發(fā)不可收拾之勢。
不可否認沈富雄提出“愛臺灣”四項認知是用心良苦，希望和解臺灣社會的族群對立，但是事與愿違，他的“四項認知”卻飽受黨內人士的撻伐，據報道，自沈富雄發(fā)表停止挑撥族群意識的談話后，辦公室每天接泛綠或民進黨支持者的抗議電話不停，他的助理也因此要求集體休假，來回避每天不停的電話騷擾。
有“臺獨之父”之稱的李登輝批評沈富雄的講話“不切實際，強調年底的立委選舉主軸應該仍是‘認同臺灣’”。而另一位“臺獨”大老林濁水則批評沈富雄與民進黨越來越遠。當然沈富雄“愛臺灣”四項認知也得到一些泛藍群眾和普通民眾的支持與認同，有的寫文章，有的打電話為沈富雄加油，但是已經被扭曲的臺灣社會，這種支持與鼓勵顯得單薄和脆弱。
其實臺灣社會的族群矛盾由來已久，從清朝統(tǒng)治時期就已經產生，主要矛盾是對即得利益的爭奪，看過連橫先生所著的《臺灣通史》就可以了解到。歷史上臺灣大規(guī)模的漢人移民集中在明末清初，大部分為福建漳州府、泉州府的閩南人和廣東的客家人，他們在開發(fā)臺灣時經常因為爭奪土地和水源而發(fā)生泉州人與漳州人(府與府)，閩南人與客家人(閩與粵)的械斗。據史料記載自康熙六十年(1721年)至同治末年(1874年)的150年間在臺灣發(fā)生的大規(guī)模械斗共30起，平均每5年就有一起，小規(guī)模械斗更是無時不有，無從估計，這在大陸也是少有的。到了1895年日本侵略者占領臺灣后，這種封建的械斗也很快就消失無蹤，轉入與日本侵略者的斗爭和反抗。
臺灣社會族群矛盾的重新挑起是在李登輝掌權以后，這位“臺獨之父”為達到“臺獨”的目的，有意歪曲“二二八事件”的真正原因，把“二二八事件”說成是外省人鎮(zhèn)壓本省人的事件，挑起臺灣民眾心中的怨恨，以此撕裂臺灣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和睦相處，制造對立情緒。
民進黨成立以后，在歷次的選舉中高舉族群議題的旗幟，喚起一些民眾的支持，并連連得手，也嘗試到把族群對立作為選戰(zhàn)策略的主軸既廉價，效果又大。在臺灣有這樣一種現象，本省人與外省人在日常的生活中，大家和睦相處，沒有多大的區(qū)別。一旦到了選舉期間，族群問題就會被炒的沸沸揚揚，楚漢分明。
民進黨在炒作族群議題時又巧妙地把它與臺灣人的悲情意識結合起來，突出臺灣的“民粹主義”，大力渲染“認同臺灣”、“臺灣第一”等，否則就是“賣臺”、“中共同路人”等無限上綱上線，亂扣帽子，壓制臺灣真正的主流民意。
從沈富雄的尷尬中我們可以看出，臺灣社會的族群對立在民進黨的操弄下已經愈發(fā)不可收拾，有越演越烈的趨勢。
陳水扁應該也會看到臺灣社會族群對立的嚴重性，這位善變的人物在“520就職演講”中用很大的篇幅來講族群問題，但是內容空洞，沒有實質的誠意，只是權宜之計，到年底“立委”選舉，族群議題還會再是選戰(zhàn)的主軸，因為它太廉價、作用太大了，他怎么會輕意放棄它。
臺灣社會族群對立問題，用我們的話來說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并沒有那么深的矛盾對立，如果沒有人為的、有意的挑起它，不會有今天的對立局面。族群對立問題只能在社會的發(fā)展中尋找共識，逐步去化解，而不能只顧本政黨和集團的利益刻意去挑撥、操弄。
臺灣一位媒體工作者說的好：其實臺灣沒有什么族群問題，只有政治問題，都是一些政治人物利用政治議題來操弄族群問題，來獲得自己的利益。李登輝、陳水扁之流操弄臺灣社會的族群問題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要分裂臺灣社會的人群，“去中國化”，建立所謂的“臺灣共和國”。
也正如沈富雄所說：李登輝是想達到全臺灣75%的民眾自認只是臺灣人，沒有中國人成份在內的最終目標后，才放棄在選舉中操弄族群議題。我倒是要問問這些“臺獨人士”這有可能嗎？你講的話(不管是普通話、閩南話、客家話)、你所用的文字、你的生活習俗、你所拜的神明，都是來自中國文化，這是無法改變的，如此下去，臺灣社會的族群對立還會停止嗎？
背景資料：
民進黨“立委”沈富雄4月16日提出“愛臺灣”的四項認知：
一、90%的臺灣人都毫無疑問地熱愛臺灣，所余的10%如果不愛臺灣，就應該尊重這些人的聲音，不應弄成不是同志便是敵人。
二、不能夠以對大陸政策主張的異同，“中國情懷”的深淺，來臺灣梯次的前后來區(qū)分愛臺灣和不愛臺灣，諸如反對“三通”就是愛臺灣，否則就不愛臺灣。
三、“愛臺灣”無法以科學方法去量化它的深度與幅度。
四、如果以上三項都正確，“愛臺灣”不可以成為選舉的主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