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作為廣東省的政協(xié)常委，以敢作敢為著稱。2月27日，接受本報記者的電話采訪時，談起剛剛發(fā)生的“火車站蹲點抓賊”事件，他表示，“我這個人一向是高調做事，低調做人”。

　　“握手言和說法低估了我孟浩”

　　新京報：你在深圳火車站丟了6000元錢后自己蹲點抓賊，稱對深圳警方失望，現在事情的最新進展如何？

　　孟浩(以下簡稱“孟”)：2月25日晚上10點，羅湖派出所的領導給我打電話，說現在這個事情影響那么大，希望能到廣州來和我當面解釋一下。

　　我當時覺得他們工作忙，過來太麻煩，我一個人過去方便一點。這樣，我26日又去了一次深圳，和羅湖區(qū)以及羅湖派出所的領導溝通了一下。

　　新京報：結果怎么樣呢？

　　孟：他們給我看了我報案之后的立案通知書，說羅湖口岸成立了偵破領導小組，相關的局領導帶隊。而且已經有了線索，只是因為偵破的需要，不能公開。

　　他們的態(tài)度非常好，對我的批評都表示接受，承認確實存在治安上的問題。對于我提到的三不管地區(qū)，各路警方也會從政府管理層面聯(lián)手資源共享，避免治安真空點存在。

　　新京報：對他們的處理滿意嗎？

　　孟：我覺得還是可以的。意識到了問題，并且下力氣去改變，我覺得應該給他們時間。

　　新京報：深圳警方的態(tài)度前后有所變化，你覺得是什么原因？

　　孟：這個原因很清楚，媒體報道了這個事情，事情產生了這么大的輿論影響，所以他們的態(tài)度有了變化。

　　新京報：有報紙說你和深圳警方握手言和了？

　　孟：我不同意這種說法。握手言和這個說法太狹隘了，完全低估了我孟浩。這不是我個人和警方的問題，不是我個人丟了錢的問題。我希望能通過這件事促進當地治安的改善，所以不存在握手言和。

　　新京報：你當初想到會有這么大的影響嗎？

　　孟：說實在的，我真的沒想到。

　　新京報：那你覺得產生這么大影響的原因是什么呢？

　　孟：這個不應該由我來說，這個應該是社會來回答。

　　“丟錢只是引子不存在以公報私”

　　新京報：你當時怎么想到要暗訪的呢？

　　孟：第一次去，是我去找警方，我太太在我丟錢的附近觀察。她從九點半觀察到十一點四十，發(fā)現有很多問題，比如，可疑的、到處轉悠的人。但是，到我和警方說好了一起去看時，我太太就聽到廣播里開始廣播警察要來巡查。我和警察到時就什么都沒有了。

　　所以，在報案之后沒有任何答復的情況下，我自己決定親自去蹲點看看。第一呢，是看看我太太說的對不對，因為我沒有親見。另外，我也想看看，沒有警察到底會是一個什么樣的狀態(tài)。

　　我回訪事發(fā)地，發(fā)現只要在那里呆一會兒，就能發(fā)現很明顯的問題。警方卻發(fā)現不了，這絕對是有問題的。

　　新京報：聽說你還寫了一份《致深圳市人民政府建議書》，寄出去了嗎？

　　孟：深圳警方找我談時，提到說，其實意見已經接受了，寄不寄都差不多。但是我已經把話說出去了，就一定要寄。

　　新京報：有人質疑，為什么你到自己丟錢了才會想到去做這些事情，是不是以公報私？

　　孟：把這件事情歸結于個人問題，是狹隘的眼光。我確實丟了錢，但是丟錢只是一個引子。6000塊錢，可能有人說是芝麻粒大的一件事情。但是，這讓我對這個地方的治安有了切膚的感受，也算是一個意外的契機促使我去想問題。

　　我不覺得存在以公報私。社會管理不善，讓我遭受了損失，我只要是一個公民，就有權利去問責政府，我理直氣壯。我是政協(xié)委員，我更有責任去問責。

　　新京報：是不是你這種身份讓你的問責更容易？普通人被偷了6000塊錢，警方會如此重視嗎？

　　孟：我不這么想。其實很多人丟了錢會自認倒霉，覺得自己人微言輕，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我覺得，你不去反映是你的事情，我去反映不僅是因為我有這個特殊的身份，更重要的是，我是一個公民。

　　我碰到這種事情會堅持，會顯得另類一些。最開始的時候，我去反映，半個月不是也沒有給我任何回音嘛。我覺得要相信政府也在不斷地為公民解決問題。

　　新京報：這是你履職的一種方式嗎？

　　孟：我覺得是。深入一線調查絕對是政協(xié)委員履職的一種方式。老百姓反映的可能是片面的，真實的情況是怎么樣的，只有真正去調查才知道。

　　新京報：可是在現實中，有的政協(xié)委員并不會用這種方式？

　　孟：對。有的政協(xié)委員習慣會上的方式，也有人說過我這種方式太危險。危險？睡覺還有可能醒不過來呢。我覺得觀察和調查對我來說是必須的。

　　新京報：那你覺得這種履職方式值得提倡嗎？

　　孟：我只能說自己要這樣做，不提倡別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履職方式，我不能強加于別人，這樣不妥當。

　　“借助媒體是不正常的正常狀態(tài)”

　　新京報：你這次暗訪為什么會帶上媒體？

　　孟：帶上媒體，是為了客觀公正。我自己去，看到了什么，別人可能不相信。有媒體在，就不存在這種情況。

　　新京報：這會引起炒作、作秀的質疑。

　　孟：我這個人一向是高調做事，低調做人。我又不給媒體發(fā)工資，媒體有自己的判斷，他們覺得我這個事情有新聞性，才會和我去。

　　拿這件事情來說，我覺得暗訪有了媒體，會更容易解決問題，我從來不覺得找媒體有什么錯，政府年終表彰還會開新聞發(fā)布會呢，我為什么不能找媒體去解決公共的問題？

　　我認為形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能促進政府的工作。當然也有人不了解，但是這件事情我看到網上還是90%的人在支持我。換句話說，即使只有51%的支持，我也是占上風的。

　　新京報：你上次闖教育局反映問題也是和媒體一起，你覺得這種狀態(tài)正常嗎？

　　孟：我覺得正�！，F在社會上存在很多問題，很難引起注意，大家都麻木了。媒體借助自己的話語權，讓問題重新被發(fā)現，不再麻木。媒體可以抓住政府的缺點，來行使自己的監(jiān)督權利。媒體本來就是監(jiān)督的一個重要力量。

　　新京報：可是正常來說，很多事情即使媒體不介入，政府也應該自動去解決？

　　孟：我只能說這是一種不正常的正常狀態(tài)。在現在這種情況下，媒體的力量是需要去借助的。媒體報道的壓力，民主監(jiān)督的權利，結合到一起，才會對政府進行有效的監(jiān)督。

　　新京報：現在你成為明星委員，覺得這種明星效應對你工作有什么樣的幫助？

　　孟：我不覺得我是明星委員。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委員，所有的問題都是有感而發(fā)，想到就去做。(記者 張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