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楊佳沖進上海閘北公安分局制造血案震驚了全國,對于這起“一輛自行車引起的血案”,知名網(wǎng)友十年砍柴稱“悲劇很大程度源于楊佳的北京人身份,若楊不是北京人或許不會發(fā)生悲劇”:作為一個北京人,楊佳顯然沒有外地農(nóng)民工那樣多的人生屈辱經(jīng)驗,對于一個從小在首都長大、比較偏執(zhí)而又有權利意識的青年而言,“被警察誤會為偷車賊”的屈辱感可能過于強烈,而申訴無名則更加重了屈辱感,激烈反彈中便有了驚天血案。

　　這種基于地域身份的分析有其價值所在。確實,如果是一個來自偏遠地區(qū)、缺乏權利觀念、習慣了被盤查的民工被上海警察誤會為偷車賊,根本不會當作什么屈辱,他們面對作為大城市上海的警察有一種天然恐懼感,能消除誤會沒關上幾天就謝天謝地了——而對北京人楊佳來說就是天大的屈辱了。當一個北京男人遭遇幾個上海警察,這時候地域身份成為一個很重要的變量,很大程度上定位了博弈者的關系并影響到了博弈者的心態(tài)和博弈的結果。

　　對于有著戶籍制度區(qū)隔、幅員非常遼闊、地區(qū)發(fā)展差異巨大的中國來說,“地域身份”是分析很多問題時不得不考慮的因素,北京人、上海人、山西人、四川人,不同地區(qū)的人遭遇同一件事時可能會有完全不同的反應并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其實,“地域身份”的影響不僅表現(xiàn)在了楊佳對屈辱的過激反彈上,還表現(xiàn)在他襲警后輿論對他的態(tài)度上。

　　我仔細對比了一下京滬兩地媒體對楊佳案的不同態(tài)度。上海媒體基本站在同情警方和遇害警察這一邊,認為警方的辦案沒有問題,強烈譴責制造血案的楊佳。而楊佳“娘家人”北京媒體的態(tài)度就不一樣了,基本上是站在質疑上海警方和保障楊佳正當權利的立場上,比如血案發(fā)生后《北京晚報》就批評上海警方在調解上做得不夠以致釀成血案。《新京報》的評論則質疑襲警案中司法介入的細節(jié),認為讓一個閘北區(qū)人民政府聘請的法律顧問當楊佳的律師有違正義。《北京晨報》也報道了北京律師希望對楊佳作精神鑒定和 “異地偵查和審判”的聲音。

　　兩地媒體的這種態(tài)度分歧,除了媒體本身的價值立場差異外,還顯然帶著濃厚的區(qū)域身份自覺。一個北京人在上海受了委屈從而沖動殺人,北京的媒體不自覺地會有一種為他講理、為他辯護、為他爭取合法權利的“責任感”。而上海警察被一個北京人殺了,上海媒體也會在情感上主動站到自家警察那一邊。不僅媒體如此,兩地人也普遍表現(xiàn)出了這種地域意識,我問好多北京和上海的朋友,他們對襲警案也有著類似的價值判斷分歧,兩地網(wǎng)友同樣如此。出于對上海律師的不信任,楊佳家人也委托了一名北京律師。

　　也正因為這種地域身份差異,我相信楊佳會得到一個公正的審判。因為他這時候已經(jīng)不是一個人面對一個強大的系統(tǒng),它的背后站著一座強勢的城市和一個強大的共同體,那個共同體中的人會盯著上海人如何審判這個北京人,從程序正義到實質正義。設想一下,假如是一個本地人犯了報復行兇襲警殺人這樣的事情,事件的處理和案件的審理會有這樣一個開放和透明空間嗎?或者是一個偏遠、貧窮、落后省份的人在上海犯了這樣的事,那座城市是否有足夠的文化資本和權力資源與上海這座城市抗衡,從而為本地人的權利伸張?不幸的是,北京人的身份使楊佳在沖動之下做出了傻事,不幸中的幸運是,他是一個北京人,這是一座與上海在行政等級上勢均力敵的城市,地域博弈和異地監(jiān)督,會使楊佳獲得一種權利空間并得到公正的審判。(作者曹林,系新銳青年評論作者,現(xiàn)為《中國青年報》青年話題編輯、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