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斷攀升的「底線」

文．侯志川

　　貪污、受賄到什么程度該判死刑，1997年修改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83條第一款和第386條規(guī)定為：個人貪污（受賄）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情節(jié)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

　　看來光是貪、受「10萬元以上」，例如20萬、30萬，還可以不掉腦袋；判處死刑還必須是「情節(jié)特別嚴重」。但什么叫「特別嚴重」？可惜語焉不詳。估計法院內部應該有個全國統(tǒng)一規(guī)定。鄙人好奇心強，凡事都要刨根究底，很想了解「死刑臨界線」或曰「底線價碼」到底是多少萬元，卻又惟恐是什么「國家機密」，因而幾次遇見在法院工作的朋友，「口將動而囁嚅」，想問又不敢問。

　　于是我轉而留心歷年來報刊公布的案例，從中推斷出大致的「價碼」。

　　記得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貪污一萬元即為殺頭之罪。當時全國人民的工資很低，月收入不過幾十元。相應地物價也低，一角錢就可以在飯館吃一大碗面條（但不能隨便吃，要憑糧票）。當時的「一萬元」對普通老百姓無疑是筆巨款。我在鄉(xiāng)下當知青的時候，聽說有人為了調回城，送了「有關人員」一塊價值百余元的上海牌手表，就覺得很了不起�，F在看來簡直不足掛齒，連「立案」的資格都沒有。由于當時行賄受賄涉及的金錢數量不大，以至于1979年7月第一次制定并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85條對于受賄罪的懲罰，最嚴重也不過「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不僅沒有死刑，連死緩和無期徒刑都沒有。從那以后，經濟越搞越活，接觸錢財的機會越來越多，個人收入和物價也在不斷上漲，「死刑價碼」便開始一路攀升。八十年代初已經突破了「萬元大關」，但還不到五萬元。1982年廣東省海豐縣委書記王仲被判死刑，「只不過」貪、賄了四萬四千元。此后，「價碼」上升得更快。1994年8月，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李善有因受賄51萬元，得到的不是死刑，而是死緩，保住了一條小命。這個時候的「底線」大約已經升到了100萬元；1996年河南省鞏義市建設銀行行長王永平因貪賄107萬元、1997年安徽省蚌埠市煙草專賣局局長李邦福因受賄112萬元分別被判處死刑。但這個「價碼」也只穩(wěn)定了三四年，到最近又有了重大飛躍：去年11月3日，廣西欽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欽州市委書記俞芳林無期徒刑，因其受賄214萬元，且認罪態(tài)度不好，也無立功表現；11月15日，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判處四川省交通廳廳長劉中山死緩，因其貪污400萬元。

　　眼看著上述「死刑底線」不斷變化，我有一些想不大通的問題請教專家。

　　判處貪污、受賄罪犯的死刑，當然要考慮到國民的平均收入、物價高低，以及全社會的政治、經濟形勢。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國民的平均收入和物價上漲了20倍左右，但貪、賄的死刑「底線」卻從一萬元飆升到了100萬元，漲了一百倍。不知這種很不對稱的上漲是否合情合理。這是一。

　　其次，根據紀監(jiān)部門和司法機關每年查處的貪污受賄案件越來越多、涉案金額越來越大、造成的后果越來越惡劣可以判斷，對罪犯們非「從重」不足以震懾，不足以遏制。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反貪專家指出：中國目前正處于腐敗現象的高發(fā)階段，其特點是大案要案多、窩案串案多、高干腐敗多。根據有關資料，去年前8個月，全國檢察機關共查辦受賄案6200多件，比前年同期上升了30.6%。在腐敗分子日益猖狂的進攻面前，我們卻在不斷地退讓，調高「死刑底線」，實際上是「從輕」而不是「從重」。

　　這樣做似乎顯得「寬宏大量」，只是不知道對廣大人民「反腐敗」的信心有無傷害？其他那些尚未逮住的罪犯一看，哈，貪了那么多都還可以保住腦袋，趕緊繼續(xù)撈吧！

摘自《南方周末》20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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