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耄耋之年再出山 馮其庸暢談人大國學院現(xiàn)狀未來

2005年11月29日 10:21


11月23日,著名紅學家馮其庸接受專訪。浦峰攝

  ●對話人物

  馮其庸,名遲,字其庸,以字行,號寬堂。江蘇無錫人,1924年生。1948年畢業(yè)于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1954年調人民大學語言文學系任教,先后任講師、副教授、教授。1975年至1986年,長期借調文化部,主持脂本《紅樓夢》的校注,并創(chuàng)建《紅樓夢》研究所,任所長。1986年調任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兼人民大學語言文學系教授。今年5月,人民大學國學院成立,受聘出任首任院長。

  ●對話動機

  今年5月,人民大學國學院成立,著名紅學家馮其庸被聘為首任院長。人民大學選擇已步入耄耋之年的馮其庸出任國學院院長,是出于什么考慮?作為著名紅學家,他將為國學院的建設發(fā)揮什么作用?他對國學院的建設有何設想?他怎么看待外界的質疑?日前,在位于通州張家灣的“瓜飯樓”家中,馮其庸接受了本報專訪。

  ●校長兩度登門

  新京報:馮老,您當初是怎么知道人民大學要成立國學院的?

  馮其庸:在籌備過程中,我的學生來看我,提到這個事情。聽說人大要辦國學院,我非常支持也非常贊成。

  新京報:他們是什么時候邀請您出任院長的?

  馮其庸:我知道人大要成立國學院時,完全沒跟自己聯(lián)系起來。我已經(jīng)八十多歲了,離休都九年了。

  后來聽說要請我當名譽院長,我也沒太在意。名譽院長嘛,反正也不會費多大的事。隔了一段時間,紀校長來看我,說要請我當院長,我當時以為就是名譽院長。

  紀校長回去后,我讓與紀校長同來的葉君遠教授跟他確認一下,紀校長說就是院長。這下我緊張起來了,因為當院長我就要投入很多力量。

  說實在話,依我看,我不是院長的理想人選。主要是因為年齡大了,學術上做得也很不夠。從早年讀書到在人大教學,我一直很重視先秦兩漢以來的學術發(fā)展,后來被調去做了30多年的《紅樓夢》研究,早年喜歡的這些學術相當程度上都荒廢了,所以我沒想到要擔任這個職務。

  新京報:您最終是怎么答應下來的?

  馮其庸:我在電話里跟學校說,不要讓我當這個院長。

  后來又寫了一封信轉交給紀校長。信中很懇切地說,我能力不夠,年齡也大了,希望不要讓我擔此重任。

  結果紀校長又來了,那時馬上就要開學了,我要是再堅持不去的話,那就耽誤這個事啦。設立國學院,紀校長是個非常有作為的人物,但也不是他一個人的責任,我們應該支持他。

  所以我就只好勉強答應了。

  等這個班子建立得差不多了,我就退下來。我說我只能過渡一下,以便校長物色更合適的人。這樣才勉強接受了紀校長的邀請。

  ●大概念的國學

  新京報:現(xiàn)在社會上對國學的概念很有爭議,您怎么看這些爭議?

  馮其庸:討論一下當然不是什么壞事,這樣也讓大家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清晰一點,明確一點。但是光停留在概念的層面上沒有太大的用處,問題是要實干。

  新京報:您怎么界定國學的概念?

  馮其庸:我理解的國學是大概念的國學,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都應該包括在內。中華民族遺留下來很多寶貴的傳統(tǒng)文化,都應該納入國學的范圍。

  國學本身也在發(fā)展。國學作為一門學問,隨著歷史的前進不斷在豐富。漢代肯定比秦代豐富得多,到了唐代又比秦漢豐富得多。國學的內容越來越豐富,積累的東西越來越多。所以國學本身不是凝固的,而是不斷豐富發(fā)展的。一百年以后,人們看我們這個時代人的許多重要著作,也會列入國學的范圍里頭去。

  新京報:我們這個時代的國學跟以往有些什么不同?

  馮其庸:今天這個時代,西方文化與傳統(tǒng)文化交流融合,使得我們近代以來的文化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同時,傳統(tǒng)學術也在不斷發(fā)展更新,今天我們再來讀先秦兩漢的經(jīng)典著作,我們的理解和認識也會跟前人不同,而且會比前人更客觀、更準確。

  ●經(jīng)史子集之外

  新京報:除了開設經(jīng)史子集元典研讀課程之外,您主張在國學院開設西域學、敦煌學、簡帛學、漢畫學和紅學等課程,您是怎么考慮的?

  馮其庸:我們要開發(fā)西部,不去研究西部怎么能行呢?

  敦煌學不僅僅是我主張開。敦煌學已經(jīng)有百年的歷史了,早已成為國際顯學,而且我國對敦煌學的研究,近半個世紀以來成就卓著,在全世界居于領先地位。我們應該好好把它繼承下來,傳給我們年輕的一代。

  新京報:那簡帛學呢?

  馮其庸:近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出土了大量的簡牘帛書,震驚了世界。這么多地下文書,你不能不去研究它,還要去搶救,有些東西,你不去搶救的話,它就會消失了。所以簡帛學也非常重要。

  簡帛為現(xiàn)在研究國學提供了很多新的文獻和典籍。我認為我們今天處于一個前所未有的文化大發(fā)現(xiàn)的時代,以往學者所無法見到的東西我們見到了,以前根本不知道的典籍出現(xiàn)了,我們可以從新發(fā)現(xiàn)的典籍和文獻里尋找新的資源。

  我還建議研究西部的古文字。不少西部的古文字,都變成死文字了,但它卻蘊藏著許多西部古代的歷史文化信息,以及它與中原的緊密關系。

  新京報:大家對紅學的了解比較多,而對您提到的漢畫還比較陌生,您是怎么想到應該把漢畫引入國學院課堂的?

  馮其庸:漢畫是一門新的學問。盡管很早就有人重視漢畫,但作為一門學問還是近代特別是解放以后的事。

  形象地講,漢代的畫像石、畫像磚、墓室壁畫和帛畫等等,就是漢代人留給我們的一部關于漢代的社會形象史。

  漢代人是怎么生活的,我們現(xiàn)在無法直觀了,但漢畫上都有,有些內容你都無法想象。

  從藝術的角度來說,它又是一部無比生動的藝術史。

  紅學,包括明清小說,是一門亟待深化研究的學問。

  特別是紅學,一方面是大眾非常關注的學問,另一方面又是近些年來被任意曲解得遠離學問的學問。在學術領域,紅學是最容易被闖入并可以信口亂說的一個領域,所以紅學亟待規(guī)范化、科學化、學術化,不能把猜謎當作考證。

  紅學的內容非常豐富,因此不能把它簡單化、單一化。

  它須要真正的歷史學、考證學、版本學,也須要新的文藝學、美學、語言學等等!都t樓夢》作為一部小說,它的思想和藝術形式最貼近我們,最具有現(xiàn)代意義,所以國學院也準備設立專門的課程。

  ●請教師重專長

  新京報:學生已經(jīng)開始上課了,您跟他們接觸過嗎?

  馮其庸:我沒有參與具體的考試和錄取,這由國學院的其他幾位領導具體負責。

  這個學期已經(jīng)見了一次面,給他們講了一次課,但沒有講得很深。剛高中畢業(yè),太高深的學術問題他們現(xiàn)在還沒有接觸,現(xiàn)在還是要他們打基礎。我跟他們講我以前是怎么讀書的,講了一些最基本的讀書方法。

  新京報:現(xiàn)在的中國學生對傳統(tǒng)文化了解也不是很多,他們學習時會不會跟外國人一樣不能很好地理解呢?

  馮其庸:不管怎么樣,總比外國人要好得多吧。你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生活方式、語言上要比他們好得多了,學自己的東西當然要容易理解得多。國家這么大,人才總該有的吧,我對此很樂觀。

  新京報:那您擔心什么?

  馮其庸:不怕沒有人,就怕請不到好的老師教。沒有好的老師,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一塊很好的材料,如果沒有好的老師指點,就很難成材。我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天分,所以古人講的“因材施教”非常重要。不是“興趣主義”,但必須要有興趣。如果他沒有興趣,你勉強他?怎么勉強得來呀?

  新京報:國學院聘請教師的標準是什么?

  馮其庸:首先要有專長,要有專著。國學院目前請的老師都是著名專家,現(xiàn)在還在繼續(xù)聘請中,還沒有全部請齊。

  但我相信是能圓滿解決這個問題的,因為不少專家,熱愛學術,愿意把自己的學問傳給下一代的。

  新京報:很多大家和名家是不是沖著您這個院長來的?

  馮其庸:不是這樣。人民大學的社會影響是很大的。

  當然,不少知名學者大部分跟我有私人交往。但更重要的是,大家都對傳統(tǒng)文化非常愛惜,自己研究的這門學問,當然不希望將來沒有人懂,都愿意把自己的學問傳給后來人,讓他們都能夠掌握,而且能夠得到發(fā)展。所以我想不會請不到人,不會沒有人教課。

  新京報:現(xiàn)在您為國學院找的老師能滿足國學院以后的長遠發(fā)展嗎?

  馮其庸:國學院的老師是要不斷聘請的,不是一次聘定就長期不變的。教師要相對穩(wěn)定,但不可能一次聘定。盡管老一輩學者已有不少去世了,但我們解放到現(xiàn)在已50多年了,已經(jīng)培養(yǎng)出了不少有真學問的專家,而且有了發(fā)展,所以我相信國學這門大學問不會斷絕。

  新京報:國學院的老師在今后的教學中,是否可以從古代私塾和書院那里借鑒一些方法?

  馮其庸:許多方法應該吸取與繼承。比如背誦名篇,比如訓練自己做舊體詩詞等,這些都應該繼承。

  其實我們更強調繼承古人對社會、國家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種境界是應該世代相傳的。

  ●擬創(chuàng)國學論壇

  新京報:現(xiàn)在國學院的課程設計進行到哪一步了?

  馮其庸:課程設計現(xiàn)在已經(jīng)差不多了。今年5月決定設立國學院時,就開始課程設計了。當然其中也反復了很多次,最后確定由我擔任院長之后,又做了些調整。我強調一點:學生要精讀原著,老師要指導學生深入學習和逐步進行研究,要培養(yǎng)他們廣泛的學術興趣,啟發(fā)他們自身學習的積極性。

  新京報:其他教學計劃進行得怎么樣?

  馮其庸:課程設計好以后,要創(chuàng)立中華國學論壇。國學論壇不分門派,各種不同見解都可以講,應該真正是百家爭鳴。論壇除了講傳統(tǒng)的國學方面的課題外,還決定特設西部論壇、簡帛學論壇、敦煌學論壇、漢畫學論壇和紅學論壇,論壇向社會開放。論壇的主講都是著名的專家,現(xiàn)在正在籌劃之中。

  新京報:除了經(jīng)典原著以外,國學院有沒有編寫其他國學教材?

  馮其庸:教材方面,一是可以采用前人和今人的學術專著,另外也可以逐步組織人力編寫一些,但這要時間,只能逐步進行。我們請了許多專家,他們在自己的學術領域里都有專著。

  我們也可能會編寫一套自學教材,但這不是完全針對國學院學生的,而是面向社會的。編寫一個國學的自學書目,從先秦兩漢一直到今天,必須要讀的都有哪些書,哪些版本。讓上不了國學院的社會青年也可以根據(jù)這些書目自學,希望他們自學成材。

  新京報:這么說,您的考慮不僅僅是國學院?

  馮其庸:我還建議將來建立一個考試制度,比如一年或兩年以后,限定這些自學的社會青年第一階段要從哪里讀到哪里,我們做一次考試,成績好的,我們給他一個國學自學考試證書。但這不是國家發(fā)的文憑,你的工作單位如果認可當然更好,如果不認可也沒有關系,我們重視的就是真才實學,而不是一張文憑。

  如果學完了成績非常拔尖,我們能不能考慮從中挑選一些優(yōu)秀的學生來深造,來讀研究生?這些我現(xiàn)在都在琢磨之中。我們現(xiàn)在的制度,要讀研究生必須得大學畢業(yè),但現(xiàn)在有些優(yōu)秀的社會青年,他沒有大學畢業(yè),他怎么能來讀研究生呢?

  我是長期失學過的,我理解這樣的社會青年,希望盡力能為他們開辟一條新路,使他們得以成材。社會青年中也確實有人才,我們要發(fā)現(xiàn)他們,扶助他們,為國家廣開才路。社會要營造重視實學,重真才而不光看文憑的風氣。

  ●研究實干并重

  新京報:您估計什么時候會出現(xiàn)國學院培養(yǎng)的第一批國學人才?

  馮其庸:那不是短時間的事。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需要幾代人的累積。一個學術專家的成長,需要做一輩子的努力,大器晚成,尤其是國學方面,陸游說“少壯功夫老始成”,這是很實在的。當然這是一般規(guī)律,也有特殊情況,有一些專家年紀不算大,但他的學問真讓人佩服,這樣的專家我也接觸過好幾位。

  新京報:將來國學院的學生畢業(yè),有沒有專門的要求?

  馮其庸:肯定要有專業(yè)論文,但這不能由我來規(guī)定,應由各個導師來決定。當然,總的要求不會低,每個導師決不會馬馬虎虎,會按照自己的學術標準要求他的學生。人家說學術水平高的導師,決不會讓自己的學生在學術上馬馬虎虎就能過去,這一點是普遍規(guī)律。

  新京報:國學院培養(yǎng)的人,可能會在哪些方面有較大的發(fā)展空間?

  馮其庸:國家必須得有一批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的專家,不管大學還是研究機構。比如敦煌學,解放初,日本人笑話我們,“敦煌在你們中國,但敦煌學在我們日本!爆F(xiàn)在他們不敢這么講了,因為真正的敦煌學權威都在我們這里。

  關鍵就在于我們要把學校辦好,把導師請好。而且要鼓勵學生有這種志氣,不是為了到社會上找一個職業(yè),為了自己個人的前途,應該為我們民族、我們國家、為我們民族文化來爭這口氣。

  新京報:那能不能這么理解,國學院主要是為了培養(yǎng)研究型人才?

  馮其庸:都應該有。研究型人才非常重要,如果國家的文化沒人研究,將來文化就斷了,我們首先要培養(yǎng)這樣的人才。但實干的也要有。

  要培養(yǎng)他們的實際能力。有了這些實際能力,你將來做什么都可以。至于個人的文化修養(yǎng),也應該有一定的基礎。一個研究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人,如果連字都寫不好,這也不太像樣。

  【來源:新京報;作者:郭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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