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曹禺(原名萬家寶)突然地、悄悄地、安詳?shù)刈吡�，我禁不住地想到他，而且仿佛是剛剛發(fā)生不久的事。
曹禺師的摯友巴金先生，當(dāng)年發(fā)給老師夫人李玉茹和女兒萬方的唁電中說：“請不要悲痛，家寶并沒有去，他永遠(yuǎn)活在觀眾和讀者的心中！”是的，他永遠(yuǎn)活在所有愛他的人心中，我們好像不時地還在和他親切對話、交流。
近日，我發(fā)現(xiàn)了曹禺師年事已高時的一篇講話，其中，有一段是這樣說的：“我寫得并不多，實際上這一生，我也不過寫了十個戲。到今天，我常常有種想法，就是為什么我寫得這么少，太少，太少了！對我來說，我應(yīng)該向我的朋友懺悔，或者向我的讀者、向我的演員、向我的觀眾懺悔，懺悔什么呢？懺悔寫得少。這也就是說，我浪費的時間太多了，沒有好好地利用時光，大好的光陰浪費得太多了，從40歲以后，就沒有怎么好好利用時間，這是一點。我常常見著年輕的同志們，他們或者好寫作，或者好演戲，或者好導(dǎo)演，我常告訴他們這一點。我說：‘你們真是最可羨慕的，這就是這個寶貴的青春時期，千萬不要耗費光陰哪！沒有一個作家，沒有一個藝術(shù)家，不是勤奮、不是從苦練中練成的，他的作品也是從艱苦琢磨得來的。所以，我愿望你們勤奮，正如許多作家勤奮一樣�！髞�，我搞其他的事情太多了，幾乎忘記了寫作。當(dāng)然嘍，還有許多其他的原因。但是，主要是自己不勤奮，后來偶然寫作也不夠勤奮。我們的前輩，譬如魯迅、茅盾、巴金、老舍，一生都是十分勤奮的�！�
由于社會的、歷史的原因，也有曹禺師個人的原因；有被迫做的原因，也有自愿做的原因，他自從新中國建立(時年39歲)以后，耗費了許許多多的寶貴光陰。因此，他住進醫(yī)院以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誡我們，要勤奮！勤奮！再勤奮！也許這是他最后，最不放心，也是最想囑咐我們的話。我們應(yīng)該牢牢地、永遠(yuǎn)地記住他的話。
在曹禺師仙逝以后不到三個月，巴金老用燃燒著的、火辣辣的感情，寫下了一篇《懷念曹禺》的文章，其中有這樣幾段文字——
“家寶逝世后，我給李玉茹、萬方發(fā)了個電報：‘請不要悲痛，家寶并沒有去，他永遠(yuǎn)活在觀眾和讀者的心中！’話很平常，不能表達(dá)我的痛苦，我想多說一點，可顫抖的手捏不住小小的筆，許許多多的話和著眼淚咽進了肚里。躺在病床上，我經(jīng)常想起家寶。六十幾年的往事歷歷在目。
北平三座門大街14號南屋，故事是從這里開始。靳以把家寶的一部稿子給我看，那時家寶還是清華大學(xué)的一個學(xué)生。在南屋客廳旁那間用藍(lán)紙糊壁的陰暗小屋里，我一口氣讀完了數(shù)百頁的原稿。一幕人生的大悲劇在我面前展開，我被深深地震動了！就像從前看托爾斯泰的小說《復(fù)活》一樣，劇本抓住了我的靈魂，我為它落了淚。我曾這樣描述過我當(dāng)時的心情：‘不錯，我流過淚，但是落淚之后我感到一陣舒暢，而且我還感到一種渴望，一種力量在身內(nèi)產(chǎn)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幫助人的事情，我想找個機會不自私地獻(xiàn)出我的精力�！独子辍肥沁@樣地感動過我�！欢�，這卻是我從靳以手里接過《雷雨》手稿時所未曾想到的。我由衷佩服家寶，他有大的才華，我馬上把我的看法告訴靳以，讓他分享我的喜悅。
1936年靳以在上海創(chuàng)刊《文學(xué)季刊》，家寶在上面連載四幕劇《日出》，同樣引起轟動。1937年靳以又創(chuàng)辦《文叢》，家寶發(fā)表了《原野》。我和家寶一起在上�？戳恕对啊返难莩�。
1940年，我從上海到昆明，知道家寶的學(xué)校已經(jīng)遷至江安，我可以去看他了。我在江安待了六天，住在家寶的小樓里。那地方真清靜，晚上7點后街上就是一片黑暗。我常常和家寶一起聊天，我們隔了一張寫字臺對面坐著，談了許多事情，交出了彼此的心。那時他處在創(chuàng)作旺盛時期，接連寫出了《蛻變》、《北京人》，我們談起正在上海上演的《家》(由吳天改編、上海劇藝社演出)，他表示他也想改編。我鼓勵他試一試。他有他的‘家’，他有他個人的情感，他完全可以寫一部他的《家》。1942年，在泊在重慶附近的一條江輪上，家寶開始寫他的《家》。整整一個夏天，他寫出了他所有的愛和痛苦。那些充滿激情的優(yōu)美臺詞，是從他心底深處流淌出來的，那里面有他的愛，有他的恨，有他的眼淚，有他的靈魂的呼號。他為自己的真實感情奮斗。我在桂林讀完他的手稿，不能不贊嘆他的才華，他是一位真正的藝術(shù)家！
……
十多年前家寶在給我的一封信中，寫了這樣的話：‘我要死在你的前面，讓痛苦留給你……’我想，他把痛苦留給了他的朋友，留給所有愛他的人，帶走了他心靈中的寶貝，他真能走得那樣安詳嗎？”
在這篇文章里，巴金老已經(jīng)精彩地概括并詮釋了曹禺師的整個文學(xué)生涯，也從根本上回答出了“家寶并沒有去”的充分理由。最后，我愿意把老師在1987年病中寫的一首短詩抄引在這里——
“如果大家?guī)е渍f話，
我怎能亮出我的心。
如果我的心也帶著盔甲，
火熱的心怎敢與我接近。
可以放下一切戒心，
再不要有什么怕，
讓熾熱的真情把
我燃燒，
情愿被火焰燒化。
我愿死一萬次，再不愿
終身這樣擔(dān)心害怕，存有戒心�！�
十年過去了，曹禺并沒有去，老師并沒有去，今后也還一定會如此，他依然貼得我們很近很近，可以聽得見他的呼吸，摸得著他的脈搏，這是一種特殊的、難以名狀的親密接觸。
(作者梁秉堃系北京人藝一級劇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