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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房價飆升 行政限價,樓市降溫的最后希望?
2007年07月03日 14:03 來源:解放日報


    7月2日,統(tǒng)計顯示:2007年5月份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價同比上漲6.4%,新房和二手房銷售價格均創(chuàng)下2006年以來最大漲幅。專家指出,中國經濟持續(xù)向好,房價下降的可能性很小。(資料圖) 中新社發(fā) 劉君鳳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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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記者 支玲琳

  嘉賓:張永岳 華東師范大學東方房地產學院 院長、建設部專家委員會專家 

  新聞背景:面對狂飆再起的火熱樓市,今年5月起,南京市物價局等一些地方的管理部門針對房價,前所未有地采取了“只許降不許漲”的行政調控手段。盡管有地產界人士譏此為“回到計劃經濟時代的‘開倒車’行為”,但如此“最直接”、“最解渴”地拿房價“開刀”,還是得到了普通民眾的支持,有的人更是將此視為樓市調控的“最后希望”。然而一月過去,受核價新政影響,開發(fā)商紛紛捂盤,慣例的上市旺季如今反而成了上市淡季。有的地方由于供不應求,排隊搶購的現(xiàn)象非但沒有緩解,反而變本加厲。作為行政手段調控樓市的一次大膽嘗試,樓市新政未來路在何方?

  支玲琳:火爆的南京樓市,不過是當前中國房地產市場的一個縮影;而調控遇到的重重困境,更是各級各地政府所面臨的一個共同的難題。在此前稅收、利率等市場化調控手段“越調越高”的背景下,行政手段是否已經成為調控的最后選擇?

  張永岳:無疑,核價新政是一種價格管制手段。回顧上世紀80年代的經濟體制改革,其中除了所有制改革,最難的就是價格體制改革,所以有“價格闖關”之說。當年,關于價格的“調放之爭”也是相當激烈。說到底,也就是一個如何處理價格改革與價格穩(wěn)定這兩者之間矛盾的問題。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只要是商品,一味地“管住”并不現(xiàn)實,也不可能,只有遵循價值規(guī)律的科學調控才是最能奏效的。

  但對于近來一些地方所采取的限價措施,我們也可以理解。面對房價的非理性上漲,地方有關部門沒有坐視不管,而是積極作為,這是一個民生政府負責任的表現(xiàn)。這應該是根據房價節(jié)節(jié)攀升的現(xiàn)實,在其他手段可能見效比較慢的情況下,所采取的一種相機調控手段。作為對具體情況不夠了解的一個學者,我很難加以過多評判。但必須看到,只要住宅市場仍然是市場化的,那么這種調控手段只能是相機的。因為真正的市場價格,只能在價值規(guī)律作用下,通過供求關系來形成。當然這其中,政府并非無所作為,它的主要職能應該體現(xiàn)在市場秩序的管理及特定時期特定情況下的必要干預,而不是具體定價的價格管制。衡量一個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到位,關鍵在于政府干預是不是適時、適度、適用。所謂適時,指現(xiàn)實有沒有需要;所謂適度,即是否符合市場經濟運行規(guī)律;所謂適用,就是看它收效如何。

  支玲琳:現(xiàn)在出現(xiàn)了這樣一個情況,越是開發(fā)商惜售,人們越是搶號,因為預期還是要漲,“搶到就是賺到了”。可以設想,如果政府直接打壓房價最終都不能奏效,那么不能不說對調控的信心是一個打擊。

  張永岳:所謂“限漲令”,對某些中小城市,可能是適用的。因為地方小,流通性也小,外面購買的人少,政府比較容易控制。但對一些中心城市、大城市來說,外來資金是很難控制的。當前房價上漲是綜合性因素作用的結果,這里有城市化進程的作用,也有流動性過剩的原因。不可否認,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資產的年代,一些收入較高的人群希望把收入及手頭的資產轉化為一定的載體。而住房恰恰滿足了這種需求,再加上中國城市土地資源比較稀缺,人們改善住房要求比較迫切,又增加了人們對于未來上漲的預期。就現(xiàn)實而言,我們不排除有炒作的因素。企業(yè)是追求利益的,會有開發(fā)商為了自己的利益在推波助瀾,甚至有的在渾水摸魚。但如果認為整條江河的波濤完全是它攪起來的,那是高估了。

  市場的穩(wěn)定健康發(fā)展是全社會的利益所在,有見地的企業(yè)家也會認同這一點,F(xiàn)在老百姓最關注的是價格,但價格背后是一個利益關系,價格的形成過程更是各利益集團博弈的結果。這涉及到兩端的問題:一端是市場供需總量及其結構的平衡,還有一端就是宏觀調控。在這一過程中,在科學發(fā)展觀的指導下,從有利于和諧社會建設出發(fā),政府要逐漸從相機調控轉向穩(wěn)定的可預期的調控,建立一個標本兼治的房地產調控體系。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必須充分考慮民眾的利益和呼聲,但分析問題、采取措施,還是要理性、冷靜。

  支玲琳:情緒化的做法,往往于事無補。那么,如何建立一個標本兼治的宏觀調控體系呢?所謂“越調越高”現(xiàn)象的癥結究竟在哪里?

  張永岳:住房制度該如何設計?市場該如何均衡?這是一個大課題,簡單的說法可能以偏概全。強為之言的話,我認為,住房制度設計可以有“兩分法”和“三分法”,所謂“兩分法”,就是一塊是市場,一塊是社會保障。社會保障就是根據政府的財力,按照社會最基本的保障線,政府去幫助解決;那么市場化,就是有多少能力買多大房。但由于我國現(xiàn)階段中低收入階層還比較多,從社會角度看,采用“兩分法”的條件還不太成熟。由此,我們現(xiàn)在的設計是三個層面,除了完全市場化、住房保障外,中間還有一塊如經濟適用房等政策性住房。

  那么現(xiàn)在政策力度還不夠的是什么呢?首先,還是要加快住房保障制度的推進。在過去,如果說住房保障制度還是沒有錢的問題,那么現(xiàn)在不完全是錢的問題,而是財政支出優(yōu)先次序的問題。就廉租房而言,這個最低保障線究竟應該劃在哪?如何落實?該有個明確的說法。就住宅市場化而言,無論是土地供應還是稅收制度,我們不僅要從調控需求的角度考慮,還要強化從增加供給的角度考慮,優(yōu)化宏觀調控的系統(tǒng)性。至于其他政策性住房供應體系范圍到底如何,力度究竟多大等等,都應該花大力氣研究透。畢竟這些年形勢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原有的某些做法需要進一步調整完善。當然,具體怎么做卻是相當復雜的。但正因如此,更需要我們系統(tǒng)思考,冷靜應對。

 
編輯:王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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