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福州1月16日電 題：一千多年前，西亞陶器是如何來到中國的？

　　——專訪福建博物院社會教育部主任陳梓生

　　中新社記者 龍敏

　　作為中國目前發(fā)現最早的孔雀藍釉類器物，其中一件波斯孔雀藍釉陶瓶現館藏于福建博物院。這是1965年從福州北郊蓮花峰五代閩國國王王延鈞妻子劉華的墓葬中發(fā)掘出來的。

　　讓人好奇的是，這些孔雀藍釉陶瓶是怎樣的一種陶器？是如何從西亞波斯地區(qū)來到中國的？福建博物院社會教育部主任陳梓生研究館員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作了闡釋。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作為福建博物院“鎮(zhèn)館之寶”，孔雀藍釉陶瓶是如何發(fā)現的？這是怎樣的一種陶器？

　　陳梓生：20世紀60年代中期，福建省博物館(現名“福建博物院”)在福州市北郊蓮花峰東寶山南坡，清理了五代十國時期閩國第三代君主王延鈞之妻劉華墓。該墓早年被盜，大部分珍貴物品被洗劫，只清理出三件孔雀藍釉陶瓶、三件石覆蓮座和一組雕塑精美頗有盛唐遺風的陶俑。目前，這三件孔雀藍釉瓶一件在福建博物院，一件在國家博物館，另一件在泉州市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孔雀藍釉陶瓶十分引人注目，它們器體都較碩大，器表均施藍釉，造型特別，釉厚晶瑩，胎厚質較松，斷裂面呈淡紅色，火候不高，屬釉陶類。器形大小相近，均為斂口、鼓腹、小底，通高74.5厘米到78厘米。外腹壁是三組泥條堆成的幡幢狀花紋，小腹為一道波浪紋。其中兩件，肩頸部附三耳。

　　這是中國目前發(fā)現最早的孔雀藍釉類器物，引起了學術界普遍關注。權威專家推測，無論是器型還是材質，它都不太可能是中國古代窯口的產品，而是由西亞波斯地區(qū)傳入的。

　　源自波斯的孔雀藍釉陶瓶，因其具備特殊歷史、文化、藝術價值，堪稱福建博物院“鎮(zhèn)館之寶”，不僅對中外陶瓷交流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也是古老的中華民族與西亞地區(qū)人民通過海路友好往來的實物見證。2021年，孔雀藍釉陶瓶還曾代表福建博物院亮相《國家寶藏》系列節(jié)目。

　　中新社記者：孔雀藍釉陶瓶為何被認定為產于9世紀前后的西亞波斯地區(qū)？

　　陳梓生：出土在五代閩國時期的劉華墓的孔雀藍釉陶瓶不是中國的產品，而是舶來品。當時，閩國與南亞、西亞等地區(qū)都有商業(yè)往來，史書上記載：“福州貢玳瑁琉璃犀象器，并珍玩、香藥、奇品、色類良多，價累千萬。”顯而易見，閩國的這些貢品中很多就是舶來品，帶有濃厚的異國色彩。

　　從劉華墓的墓志銘得知，墓主人劉華是五代十國時期南漢國王劉隱之次女，于后梁貞明三年(公元917年)出嫁閩國，為閩王王延鈞之妻，后唐長興元年(公元930年)卒。由此可知，這三件孔雀藍釉陶瓶的年代應為公元930年前之物。

　　根據史料，中國本土孔雀藍釉出現的時間較晚，一般認為到明代正德以后即公元16世紀后才出現。上海博物館所藏的孔雀藍青花魚蓮紋盤，年代在明成化年間；香港藝術館藏藍釉白花花卉大碟，年代也是明代。

　　再從孔雀藍釉陶瓶的器形、胎質和器表紋飾看，類似器物在伊朗、伊拉克等多地都有發(fā)現，且其與公元9世紀到10世紀伊斯蘭式釉陶相一致。

　　因此，這三件陶瓶的產地應該是來自古代波斯地區(qū)。古代波斯，素以制陶著稱，陶器外施釉，釉色有黃、青、藍幾種，尤其是淡藍色釉最有特色。

　　波斯同中國很早就有友好往來，隋唐之后，關系尤為密切，貿易相當頻繁。有關專家認為，這三件孔雀藍釉陶瓶應是古代波斯產品，在“海上絲綢之路”的大背景下，于公元930年前輸入到中國。

　　劉華墓中還出土了三件石雕覆蓮座。據專家推測，它們應該是三件孔雀藍釉陶瓶的器座。在古代波斯，這類器皿常常用于盛油，為讓器身穩(wěn)定，波斯人往往將器底埋入地下。劉華墓中的孔雀藍釉陶瓶，很可能是盛油做“長明燈”用的。該墓是石構墓室，地面也使用石板鋪成，因此特別制作石雕覆蓮座穩(wěn)定器物。

　　中新社記者：這些精美的西亞陶器是如何來到中國的？

　　陳梓生：這種孔雀藍釉陶瓶并非西亞陶器流傳到中國的孤例。福建省博物館專家曾在泉州惠安螺陽鎮(zhèn)鳳旗山王潮墓調查時也有發(fā)現孔雀藍釉陶片數片，其釉色、陶質和器胎厚薄均與福州劉華墓出土的孔雀藍釉陶瓶相一致。

　　王潮原名王審潮，五代十國之一閩國的奠基人，死于唐昭宗光化元年(公元898年)；劉華死于長興元年(公元930年)，前后相距32年。從年代上看，在公元898年到公元930年，孔雀藍釉陶瓶作為隨葬品入葬，可能是閩國王公貴族的一種隨葬禮儀或習俗。

　　在福建博物院展廳展示的這件孔雀藍釉陶瓶，形體較大，而且陶瓷比較易碎，經不起多次輾轉，應該是從伊朗直接運達福州。也就是說，孔雀藍釉陶瓶是通過船載，沿著海路，從福州港進入閩國的。

　　自唐代以后，陸上“絲綢之路”因戰(zhàn)亂逐漸衰微或中斷，而“海上絲綢之路”運輸能力躍居中西交通首位。當時，由于中國造船業(yè)發(fā)展以及海航技術的進步，唐代有一種叫“蒼舶”的大船，長20丈，可載六七百人；還有一種叫“俞大娘”的海船，能載重至3萬石。

　　在五代十國時期的東南沿海，福州港已經崛起。據薛能《送福建李大夫》一詩云，福州有“船到城添外國人”，反映了福州與海外通商的盛況。當時的福州港已是“波斯貨”進入中國的轉口貿易的重要港口?！度茣肺墨I中亦記載，當時已經有商人經營波斯商品進入中國的貿易，而且在貿易中掙了很多的錢。

　　劉華墓發(fā)現孔雀藍釉陶瓶之后，揚州、寧波、泉州、桂林和容縣、廣州等地也有類似器物發(fā)現。這些地區(qū)除了桂林和容縣外，都是公元9世紀到10世紀中國重要的港口城市，從一個側面印證了當時海路貿易經濟的繁榮昌盛。

　　中新社記者：孔雀藍釉陶瓶的出土，見證了古代“海絲”的繁榮。如今，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全面推進，如何以古鑒今，讓絲路精神薪火相傳？

　　陳梓生：孔雀藍釉陶瓶具有特殊的歷史、文化、藝術價值，是海外輸入商品之一，也是中國與西亞地區(qū)人民友好往來的見證。

　　博物館作為文化傳播主陣地之一，其擁有的文物資源承載著“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人民的共同記憶，促進了沿線地區(qū)思想文化交流，對社會發(fā)展和民族意識產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新形勢下，博物館的核心任務是通過文物、展覽引導觀眾回望輝煌的文明發(fā)展歷程。

　　福建博物院于2013年聯合中國沿海七省45家博物館，薈萃300多件文物精品，舉辦了“絲路帆遠——海上絲綢之路文物精品七省聯展”。截至目前，該展已赴中國多個省市展出。

　　同時，為了讓廣大青少年進一步了解“絲綢之路”的千年風貌，我們以瓷器、絲綢服飾、茶、香料、動植物、食物、航海術、造船術為主題，研發(fā)了八大系列教育課程；在展覽的基礎上，編輯出版了科普讀本《舌尖上的絲綢之路》，深受廣大讀者喜愛。

　　通過展覽的舉辦和教育活動的開展，希望讓廣大觀眾尤其是青少年深刻感受到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fā)展的“絲綢之路”文化內涵和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意義。(完)

　　受訪者簡介：

　　陳梓生，研究館員，福建博物院社會教育部主任，中國博物館協會社教專委會副主任。長期從事博物館社會教育工作，主要致力于博物館公共教育及傳播推廣領域研究，主持并參與編寫《文物故事——福建古代文明通識讀本》《舌尖上的絲綢之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