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8月4日電 題：“中國+西方”才是一個整體

　　——專訪法國知名漢學家、漢語教育專家白樂桑

　　作者 孫建庚

　　中華文明歷史悠久且博大精深，作為塑造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元素，漢字令無數外國人為之著迷。漢字“鐵粉”、法國中文教育泰斗、漢學家白樂桑(Jo l Bellassen)認為，漢字是中國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元素。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漢字的魅力，讓他與中文結下逾50年的情緣。近日，白樂桑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從漢字的表意特性來解讀中國文化以及中歐文化差異，并進一步闡釋“‘中國+西方’才是一個整體”這一理念。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與西方文字不同，漢字是中國文化特有的一個重要元素。作為漢字的“鐵粉”，你是如何理解這一文化特質？

　　白樂桑：漢字對我來說，意義非同尋常。從歷史上來說，也正是由于漢字的魅力，讓很多外國人開始學習中文。

　　現代語言學之父、瑞士人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也是結構主義學說創(chuàng)始人)曾將文字大體上分為兩類：表意和表音。表意文字以中國漢字為代表。漢字有字、詞之分，且兩者均是中文的最小語言單位。在絕大多情況下，每一個漢字就是一個獨立的語言單位；而字與字在組成詞后，形成一個新的語言單位，并賦予其一個新的涵義，這就是中文里所說的漢字“二元性”。這與包括法語在內的西方拼音文字完全不同，拼音文字只有一個“詞”作為最小語言單位。例如，分析中文“電腦”一詞與法文“ordinateur”的語言單位結構，就可以注意到中西文字的這一明顯差異。而在中文“我是法國人”與法文“Je suis fran ais”之間，這種差異表現得更為明顯。

　　漢字的這一獨特性對我影響很大。在我從事中文教學與科研的數十年職業(yè)生涯中，“字本位”是我最為關注、研究最多的領域，也是我在中文教學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成果。20世紀90年代，我曾出版了一本以“字本位”教學法為主的法國教材，在法國和中國均產生很大反響，也引發(fā)對外漢語教學界一次大辯論，也就是所謂的“字本位”和“詞本位”(“一元論”)之爭。一些國際會議也以此為主題進行專門討論。

　　中新社記者：在中文教學中，為了突出漢字這一獨特性，你一直倡導“字本位”教學法，它的核心是什么？

　　白樂桑：所謂的“字本位”，簡而言之就是遵守中文獨具的特性，即“中文教學二元論”，主張中文教學與其他語言不同，倡導在對外漢語教學課本中，不僅應該提供生詞表，更應該提供生字表，并且在整個教學過程中，應該同時注重字和詞的使用頻率、復現率。

　　我非常尊敬的中國語言學界泰斗陸儉明先生肯定了我提出的“字本位”觀點。不過，很遺憾，他并沒有公開明確表示反對“一元論”。事實上，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中國對外漢語教學中，主流觀點一直主張“詞本位”，即以詞為最小語言教學單位，教材歷來只有生詞表，無任何其他信息，而且在教學中更多關注詞的使用頻率、復現率。此觀點忽略了中文漢字獨有的特性——表意。不能將漢字僅僅作為記錄語言的符號，這是一個教學本體的問題。從客觀上講，“字本位”觀點本無需爭論。中國對外漢語教育學界應該倡導開放、批判的思維，學術就是要追求真理，尤其這關乎對外漢語的推廣政策和未來。

　　中新社記者：從漢字表意與西方文字表音兩個方面如何理解你對中西文化不同的見解？

　　白樂桑：在中西文化比較上，我曾經提出這樣一個觀點：中國文化是視覺文化，而西方文化則是聽覺文化。對我來說，比較中西兩種文化的差異還是先從語言文字入手。法國一位權威大腦科學專家曾指出，語言文字不僅是人際間信息傳播和交流的工具，而且也會在大腦中打下深刻烙印，在對外界信息進行分析、整理的同時，也在塑造人體大腦的思維體系。

　　從客觀上講，漢字是中國文化最具代表性元素，與西方語系中的文字截然不同。漢字是一種表意性文字符號，絕大部分是合體字(由偏旁部首形成內在的組合)，蘊含豐富的視覺性信息；相反，西方語言文字是字母，相對簡單且數量有限。作為表音工具的字母，其基本屬性是標注發(fā)音，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屬于聽覺范疇的聲音信息。因此，從認知學角度來講，我認為中國人在認知思維方式上更傾向視覺性，而西方人更具聽覺性。舉例來說，當有人說到一個姓氏發(fā)音“Zhang”時，通常會聯(lián)想是“弓長張”還是“立早章”，處理這一信息過程會激發(fā)大腦在視覺方面產生聯(lián)想，與積累的視覺性信息有直接關聯(lián)。而西方人則會想到字母的拼寫，這完全不一樣。

　　中新社記者：在其他層面，中西文化又有何差異性？

　　白樂桑：再看一下中國的戲曲與西方的歌劇。每當談到西方古典歌劇，首先會聯(lián)想到樂譜、音樂、作曲家以及音樂的特點，以聽覺信息為主。中國戲曲則不然。比如，在京劇中沒有西方式的樂譜，音樂與樂器的種類相對較少，主要還是以舞臺上視覺層面的感觸為主，音樂和舞臺聚焦并配合演員的動作，為舞臺上演員的表演服務。

　　此外，從語言本身來看，法文有世界上最優(yōu)美語言之美譽，法文詩歌通常比較長，至少有6-7行，講究韻律且具有邏輯性，聽覺技法突出。中文也是最美的語言，中文古詩詞通常較為簡短，也很講究韻律但并不太注重邏輯性，其視覺技法突出，能讓人產生無盡的遐想。這可能與中國語言文字的特質有關系。相比小說，我認為漢字更適合詩歌。

　　當然，還有藝術領域，中國與西方最大的差異在于中國有書法，西方沒有，也就是說中國比西方多了一門藝術，而且，中國書法是一門視覺藝術，一門真正的藝術。

　　中新社記者：從這些方面來闡述中西兩大文化之間的差異性可以說有些“標新立異”，從中也可以看到兩種不同文化間具有很強的互補性。你如何看這種互補性？

　　白樂桑：從某種程度上講，可以打一個比喻，中國與西方猶如中國太極圖中的兩極，只有“中國+西方”才會是一個整體。當然，對于西方這個概念，還是應該慎用，比如同屬西方世界的法國與美國事實上有很大不同。

　　剛才我們從人類感官中的視覺和聽覺層面闡述了中西文化各具特色且極具互補性。我主修過哲學，也可以從哲學層面來探討。中國有傳統(tǒng)的哲學和思想，比如儒家、老莊等，但從嚴格意義上的哲學講，同歐洲出現的思想與哲學概念有一定差異。西方人也對中國哲學這一表述有所保留，因為它與已自成體系的黑格爾、康德的哲學思想有很大不同。西方哲學(更準確地說是歐洲哲學)誕生于邏輯學和科學基礎之上，與古希臘語的語法學和邏輯學密不可分。在西方古典哲學中，最為核心的概念是法語的“être”，然而在中文世界中并沒有這個概念，中文將它翻譯成“存在”，事實上并不能完全詮釋其在西方哲學中的真正內涵。西方的傳統(tǒng)思維方式是主客二分，即“我”是主體，“我”之外的是客體，“我”要認識和改造客體；相反，在中國，強調“天人合一”，主客體相互交融。

　　此外，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文明中，集體觀念占據主導，個體意識被淡化；相反，在西方尤其是在法國，雖有集體觀念，但是個人主義占據優(yōu)勢。如果兩者能夠互相學習，在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豈不是一件幸事。

　　總體上來看，歐洲文明以聽覺渠道為主，所以有必要學習以視覺為主的中文和漢字甚至戲曲等來豐富自己。作為一個中文教育者，更作為一名學者，我強烈建議法國孩子都應該學一點中文，并不是都要成為漢學家，只是有利于培養(yǎng)思維能力，至少學習一年的中文，重點是漢字，以彌補思維體系上的短板。對于中國學生來說，應強化外語教育。語言除了作為交流工具之外，是學習語法學的最好方法。從小上一點外語課，開始接觸語法學概念范疇，可以更好地培養(yǎng)邏輯思維能力。

　　受訪者簡介：

　　白樂桑(Jo l Bellassen)，法國知名漢學家、漢語教育專家；巴黎東方語言文化大學教授、首任法國教育部漢語總督學、世界漢語教學學會副會長、歐洲漢語教學協(xié)會會長、法國漢語教師協(xié)會的創(chuàng)始人及首任會長。曾出版《法國漢語教育研究》《跨文化漢語教育學》《滾雪球學漢語》和《中國語言文字啟蒙》等40多部著作及教材，發(fā)表學術文章100余篇。2003年，榮獲中國政府頒發(fā)的“中國語言文化友誼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