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副教授、《實話實說》前主持人阿憶在博客中將自己在北大做副教授所得收入一一列出，共計4786元。除公布北大每月給自己的工資，阿憶還像記流水賬似的將每月支出一一列出，最后居然為入不敷出。由此證明“如果不想辦法增加收入自救，僅憑學校發(fā)的那點工資不能活下去”。此舉在網(wǎng)絡上引起了極大反響，北大副教授孔慶東隨后力挺阿憶，稱這絕非哭窮，只是希望公眾能夠了解事情真相。

　　誠如阿憶在博客中所言，“俺在正式調入北大之前，早已掙夠傳說中的外快”。他站出來說話，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同行們鳴不平，但也正因為如此，阿憶之哭窮，無形中上升為了“北大教授哭窮”，乃至“全國教授哭窮”，同時，他的辯解，也就成了對大學教授“搞外快”的合法性進行解釋。

　　只是，公眾對“北大教授哭窮”很不買賬。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教授哭窮的“比上不足”，在公眾眼里是“比下有余”。在公眾看來，近5000元的工資，已經是普通人的好幾倍，再哭窮，別人怎么過日子！人們難免要質疑所列支出的合理性，因為“消費無止境”，近5000元工資尚且高喊“該怎么活下去”，普通老百姓怎么活！

　　何況，大學教授這個職業(yè)，有更多出售知識乃至僅僅是出售身份的機會，無論公眾是樂見還是惡見，教授們事實上一直都是這樣做的，包括那些明顯不窮的教授。因此很難說，教授走穴和教授貧困，一定就有什么直接的關系。我相信只要機制允許，絕大多數(shù)教授都不會嫌錢多；而如果機制不允許，真的“活不下去”的教授，也一定少之又少。正因為如此，“北大教授哭窮”在公眾看來，很有點像壟斷企業(yè)的“虧損報告”，本質上就是一張“漲價的王牌”。因為羊毛只能出在羊身上，從“北大教授哭窮”人們自然而然就會聯(lián)想到自己的錢包——教授哭窮了，自己掏錢的日子還會遠嗎？已經高企的高校收費，豈不是還得攀升？

　　當然，公眾不能接受“北大教授哭窮”，更為重要的原因還是，教授們“不憚于”與公眾公開談錢，這與公眾所認可的知識分子形象有巨大反差。在公眾心目中，或者說在夢想中，頑固地認為大學教授應該是精英中的精英，公眾在他們身上有深重的寄托和冀望，而不僅僅是為一部分人提供一個叫“教授”的飯碗。教授固然需要一份體面的生活，可是教授更需要一份職業(yè)擔當和社會責任感。

　　阿憶公布的支出中，一小半都是用于子女教育，這說明北大教授們也是知道教育負擔之重的�？墒�，他們的親身感受，并沒有轉化為對民生之痛的關注和進言，而只是化為“搞外快”的動力而已。甚至于，他們一方面對中學的“苛捐雜稅”不滿，一方面卻又對高校的高額收費不發(fā)一言。他們是中學高收費的抨擊者，卻同時又是高校高收費的受益者。他們的痛感僅限于私人利益，而沒有上升為民生之痛。他們的哭窮，也就不能讓人接受。

　　(稿件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舒圣祥)